作者︱陳慈美 (生態關懷者協會祕書長)
我們必須在哲學和神學上,針對人類如何看待大自然的論述作巨大的轉變。
被解聘的鄉下牧師
雖然生態學(eco-logy)是一門有關「家」(oikos)的學問,但是,「生態關懷」就不能只是「自然生態」的科學研究或保育措施,它要涵蓋與現代人實存困境聯結的「人文生態」,甚至要進入「生態神學」的縱深而帶來醫治與救贖。
生態關懷者協會前身「台灣生態神學中心」於1992年成立之初,即開始翻譯同年由美國長老教會狄特‧赫塞(Dieter T. Hessel)牧師所編著的《生態公義──對大地反撲的信仰反省》, 該書第七章「野生動物與荒野地」作者即環境倫理學之父羅斯頓(Holmes Rolston, III)教授,這是我們與這位長輩的初接觸。
後來因為要邀請他於2004年訪台,才在了解他的背景過程中,知道這位美國長老會第三代年輕牧師,竟然於回到家鄉牧會不久,被教會解聘,那是1965年的秋天。
2009年出版的羅斯頓傳記《保存受造界》中,作者描述當時他的心情:「知道他將要被解聘──這份承繼他父親和祖父都曾經有過非常優秀表現的工作──的消息,難免有些刺痛,羅斯頓內心卻篤定地同意長老們的決定,確是他必須離開的時候了。他已經感受到有些另外的事工,一些獨一無二的工作,他必須在有生之年去完成。……展望未來可能會有的遠景,他似乎體驗到一陣輕盈的興奮感。」
現代人的失落與醫治
「當代文化的危機是失根(rootlessness)而非無意義(meaninglessness)。瀰漫著失落、失去家園心境的現代人所切切追尋的,是渴望得著歸屬,祈望有一個能夠安頓心靈的家,一個安全的所在。」羅斯頓教授思想中一個非常核心的信念:「環境倫理的前題在於對鄉土的認同感,因為,我們要在自己的鄉土具體展現生命。」正好回應了這個時代困境,台灣人普遍對自己的鄉土陌生而疏離,更是需要這樣的提醒。
因此,生態關懷者協會邀請羅斯頓教授三度訪台:2004年3月28日至4月19日,2008年10月1日至11月15日,2016年6月1日至10日。他住在台灣的時間近80天,演講共45場次,留下許多寶貴的智慧,需要大家繼續傳承與普及,也一起鼓勵更多人參與生態關懷的行列,讓台灣能夠因泥土芬芳、繼續美麗,也因文化健康、人心得醫治。
野性神學、健康一體、故事居所
《新禧年環境倫理學》(A New Environmental Ethics: The Next Millennium for Life on Earth)是羅斯頓教授於80歲(2012)時出版的新書,全書內容融合21世紀環境議題新面向,與他長久以來所主張的環境倫理觀點。我們參考這本書的內容來規劃演講主題,涵蓋三個面向:「野性神學」、「健康一體」、「故事居所」。
「野性神學」部分,他指出:在聖經裡,野性本身從來就不是一件壞事。當我們來到野地時,便能夠感受到自己正在接近終極的事物(ultimacy)──冒出新芽、長出蓓蕾、花朵盛開、果實纍纍、生命消逝、延續後代,基督徒在這裡看見上帝創造之工。
「健康一體」的重點:生態學與醫學相似,兩者都屬治療科學,因為,健康不只是「體內」,也是「體外」。在生病的環境中,我們很難擁有健康的生活。因此,只有一種健康,就是生態健康。
至於「故事居所」,他不但從演化學發展出結合自然與文化的生態價值論述 「故事化的居所」(storied residence),也同樣重視「人類的生命不是無形體的理性,而是活在歷史中的有機個體。人的個性特質,總是具有故事的形式。」
在科學與信仰領域的貢獻
他自己的生命經驗,成為這些觀念最為生動的註腳。從1965年被教會解聘,到新千禧年之間,羅斯頓的確達到在學術思想上的重要成就。
2003年5月,愛丁堡公爵於英國白金漢宮頒發天普力登獎(Templeton Prize)給羅斯頓。這是全世界頒發給個人,獎勵終生成就的大獎中,金額最高的一個。先前的得獎人,還包括加爾各達的德蕾莎修女和蘇聯作家索忍尼辛。
在6年之前,羅斯頓已經得到另一個同樣是獲得高層次的肯定──他獲選擔任愛丁堡大學1997年吉福特講座(Gifford Lecture)的講師。這個年度講座系列,創設於1888年,為記念亞當吉福特勳爵(Adam Lord Gifford, 1820–1887),是為全世界在神學與自然領域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所設立的論壇。美國哲學家威廉詹姆士和德國宣教師史懷哲,都曾經是吉福特講座的講師。
挑戰生命深處的矛盾
從他求學時期開始,羅斯頓就一直是表現相當優異的科學家,大學時主修物理學。在牧會工作的閒暇時間,他以自學的方式,成為一位熟練的自然觀察家。正因為他所具備這些在科學領域的能力,造成他在教會工作的困擾。信徒懷疑,這位受過教育的摩登年輕牧師,究竟可以提供什麼樣的屬靈引導。
但這位年輕牧師也直覺地感受到,由於信徒排斥現代科學,因此才會引起這樣的困擾。他相信,如果基督教的正統信仰無法與現代科學理論達成和解,這困擾將不只侷限在他的鄉下信徒而已,而會是整個教會界的問題。他曉得,科學和基督教之間,必須找到妥善的共存方式。1965年,羅斯頓開始體認到,清楚闡釋這樣的共存方式,將會是他生命中重要的任務之一。
羅斯頓被迫離開牧會工作,除了基督教接與科學的掙扎之外,還有另外的考量。他所喜愛的維吉尼亞鄉間景物,也是他和先人長久以來生活在其間的地方,正慢慢地遭到足以令人陷入絕望的摧毀。週期性持續擴張的伐木、採礦、築路、和住宅興建,在他眼前上演著撕裂地景結構的戲碼。二次大戰之後的經濟擴展,終於喚醒一些美國人,讓他們看到毫無節制的經濟成長對自然界所造成的影響。
羅斯頓清楚知道,導致這個超大規模破壞相當重要的一個深層理由,來自我們無法體認到大自然在道德和宗教領域的重要性。同時他也知道,基督教與生物科學之間的緊張關係,正是造成這種後果的主要原因。羅斯頓以及一些散居美國各地,和他有同樣比較開明想法的人士,在1960年代便已經深深體認到,我們必須在哲學和神學上,針對人類如何看待大自然的論述作巨大的轉變。於是,羅斯頓開始把清晰地闡釋這個轉換視為他生命中第二個任務。
這些擔憂,到後來變成幾乎像是先知的情懷一般:如何看待自然、道德、和上帝之間的關係這個問題,依然介入當代生活中相當大的範疇裡。在人類知識領域必須經過的最陰暗地景,羅斯頓的生命故事,確實提供了清晰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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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斯頓教授2004首次訪台後,生態關懷者協會已翻譯與講題相關的文稿,分別收錄於《生態公義》、《生態靈修》、《自然之道即十架之路》、《環境倫理學入門》等書。2008年第二次訪台後,也整理六週行程與講題於《校園》雜誌「哲學野徑」專欄刊載,後收錄於《深耕台灣福蔭子孫》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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