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致綸／台北與台中大專畢契、中學台語老師、本刊編委
早年沒有機會識字的普羅大眾，因著白話字，不僅可以透過閱讀吸收知識，也能藉書寫記錄心情及生活大小事，甚至作詩作文。而《教會公報》所刊載的國際新聞訊息及新知識多是由宣教士將第一手消息直接翻譯，無形之中既養成吸收新知的習慣，也培養廣闊的國際視野。
1. 為什麼說白話字是台灣「平民教育」的先驅？《台灣府城教會報》又在白話字的傳播上扮演甚麼角色？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回到當時的時空脈絡來看。白話字（POJ，Pe̍h-ōe-jī）的引進，與「宣教」息息相關。因為宗教改革，聖經被翻譯成各種語言，信徒可以用自己的語言親近上帝的話，因此基督教是個亟需閱讀識字能力的宗教。
然而當時台灣受限於社會環境及漢字的學習門檻，識字率相當低。宣教士為解決此一困境，遂引進當時已為廈門一帶宣教士廣泛使用的白話字，作為宣教的書寫工具。相較漢字複雜的形狀及筆順，白話字僅需熟記拼音規則，即可閱讀及書寫，於是白話字便成為宣教的重要工具。
學習白話字不僅讓人能夠閱讀聖經，也能透過閱讀吸收資訊，解決了文盲無法自力吸收資訊的問題；甚至在熟悉規則後，還能成為信徒之間互相溝通或是記錄生活、抒發情緒的載體及工具。因此，白話字不僅使信徒得以親近上帝，也能親近知識，甚至藉由書寫，突破空間及時間的限制，將情意傳到遠方，並讓後人得以見證。
其中，台灣第一份、至今仍然在發行及流通的報紙：《台灣府城教會報》（今《台灣教會公報》，以下簡稱《教會公報》），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教會公報》不僅是刊載教會消息的平台，同時也是信仰教育、海內外新聞訊息及新知識流通的管道，甚至也刊載詩歌、小說等等。因此信徒閱讀《教會公報》，不僅可以練習白話字，同時也能關注世界大事，吸收新知並接觸文學。
當信徒識字率提升，漸漸的也產生本土的寫作者，於是《教會公報》也成為本土信徒創作發表的園地。因此，《教會公報》既是信徒習字的園地，也是信仰教育、吸收新知的園地，甚至是創作發表的園地。
原先沒有機會識字的普羅大眾，因著白話字，不僅可以透過閱讀吸收知識，也能藉書寫記錄心情及生活大小事，甚至作詩作文。並且因為《教會公報》所刊載的國際新聞訊息及新知識，多是由宣教士將第一手消息直接翻譯，無形之中既養成吸收新知的習慣，也培養廣闊的國際視野，不識字的「青盲牛」地位也由此得到翻轉。
這也是何以我們會說白話字是「平民教育」的先驅。
2. 這些白話字所寫的文章就是「白話字文學」嗎？白話字文學又有哪些？
宣教士以白話字作為宣教的工具，寫出一篇又一篇的信仰教導、一首又一首的詩歌，好讓本地的信徒能夠學會這簡單、易學的文字，期盼使人能透過白話字認識上帝。當然白話字對本地信徒而言有極大的優勢，因為宣教士學習台語、學習白話字，是從零開始學習陌生的語言的「聽說讀寫」，但台灣本地信徒學白話字，不過是彌補「讀」跟「寫」的缺口而已。
因此當他們習得這套文字系統，猶如獲得一把通往知識及創作的鑰匙，不僅能親自閱讀聖經，思考上帝的話，並吟唱聖詩讚美；還能藉報紙、刊物吸收知識，甚至以各種形式寫下所思所想：有詩、有文，有故事、有省思或教導。這些以白話字寫成的文章，便是所謂白話字文學。
今日我們所習慣的聖經、聖詩，事實上便是白話字文學極經典的文本。聖經必然是文學，不只是「聖經文學」作為西方文明極為重要的脈絡，聖經本身豐富的文體，有詩歌、有歷史、有故事，其文學的價值自然是無庸置疑。因此，最初的白話字文學文本，便是聖經。此外宣教士也從廈門引進《養心神詩》，便是今日《聖詩》的前身。因此我們可以說，白話字文學最早便是從翻譯開始。
除了聖經、聖詩以外，台灣首部現代長篇小說，也是以白話字寫成的，是鄭溪泮牧師於1924年寫成的《出死線》（Chhut Sí-sòaⁿ），是以他個人的生命故事寫成的長篇小說。本來計畫是要分成上下冊，可惜下冊的書稿在戰火之中損毀，終戰後鄭溪泮牧師也身體微恙，無力重寫。而與鄭溪泮的同時期的賴仁聲牧師，也創作了多本白話字小說，如《俺娘的目屎》（Án-niá ê ba̍k-sái）、《刺仔內ê百合花》（Chhì-á lāi ê Pek-ha̍p-hoe）、《疼你贏過通世間》（Thiàⁿ lí Iâⁿ-kòe Thong-sè-kan）、《可愛ê仇人》（Khó-ài ê Siû-jîn）等等。不同於鄭溪泮，賴仁聲相當多產，並且直至1960年代末葉，仍然筆耕不輟。
除兩位日本時代開始創作的前輩作家外，1960年代末葉、白話字教會公報將要停刊之際，一位年輕作者創作了一篇深刻且好看的小說〈鄉村的傳教者〉（Hiong-chhoan ê thoân-kàu-chiá），並得到當年的徵文比賽首獎——這人便是丁榮林。1960年代時值台灣社會變遷，因此城鄉差距逐漸擴大，此篇〈鄉村的傳教者〉便是書寫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在鄉下教會牧會的困難與挑戰。首篇小說得獎後，又陸續發表〈活命的火把〉（Oa̍h-miā ê hé-pé）、〈求職記〉（Kiûchit-kì）、〈受騙記〉（Siū-phiàn-kì）等描繪台灣社會現況及傳教困境的小說。在丁榮林退休之際，他將他的小說及講道篇出版成《知道我所信的——丁榮林牧師講道集文集》，是為他人生創作的紀錄，也是一個時代的見證。
教會的視野以外，日本時代的知識份子蔡培火也積極投入日本時代的羅馬字運動，企圖以台語羅馬字，改造當時台灣的文化環境。並且曾以白話字寫下《十項管見》，討論當時台灣的社會現況，以及台灣人的精神如何提升。
台灣文學館曾出版一套《台語白話字文學選集》，收錄清末以降到戰後以白話字寫成的詩歌、散文、小說、戲劇、評論等等文章；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蔣為文老師也編輯《台灣文學ê金璇石：1920年進前台語白話字文學經典文選》一書，收錄1920年代以前的白話字文學。除這兩部明確點出「白話字文學」的書以外，台師大台文系呂美親老師所編的《台語現代小說選》、《台語現代散文選》，也都收錄了以漢字改寫的白話字文學作品。
由此可見，白話字不只是出現在聖經與聖詩裡，在過去好長的一段時間裡，白話字是信徒們思考、交通的文字，也是詩歌、小說甚至是戲劇的載體。
3. 白話字只能記錄台語嗎？他又是如何形塑台灣人的主體意識？
非也！事實上，白話字起初引進中國閩南地區時，是用來拼寫廣東話的，首位來華宣教的馬禮遜，在1828年時編纂一部廣東話字典《廣東省土話字彙》。而在台灣，荷蘭時代也曾有一套以羅馬字拼寫的文字系統，便是於西拉雅地區流通的「新港文書」。後來宣教士在選擇使用白話字宣教時，也是受新港文書的啟發，才決定引進白話字做拼寫台語的文字。
白話字作為一種以字母為基礎的拼音文字，優勢在於其所能拼寫的語言相對漢字這樣的方塊文字，是多上許多。因此在中國可以拼寫廣東話，在東南亞如麻六甲等地，也可以用以拼寫當地語言。
而在台灣雖然起初是用來拼寫台語，但當宣教的足跡進入到客庄，客語白話字的需求便浮現出來，所以在1910年代，教會便派劉阿秀前往廣東汕頭，研究當地所使用的白話字，並於十年後於教會公報上公告客語白話字的拼音方案，這是台灣最早的客語白話字文獻。但是白話字真正進入到客庄，要到1933年。自該年六月起，《教會公報》開啟〈廣東族通信〉專欄，分享客庄教會現況及消息，或是客家信徒傳記等等。這一套客語白話字，也成為戰後客語聖經翻譯的重要基礎。
白話字既然能拼寫台語、客語這類較為複雜的聲調語言，屬非聲調語言的原住民族語自然更不是問題。1950年代原住民語聖經開始著手翻譯時，羅馬字便是主要的文字方案選項。雖然因為政府的羅馬字禁令，造成羅馬字聖經遭沒收，曾一度改採注音符號，但在禁令解除以後，羅馬字方案的族語聖經再次成為主流。雖說注音符號也曾經是拼寫語言的方案選項，但注音符號所能拼寫的聲音相較白話字仍是遜色不少，因此最終仍以白話字最為流通。
白話字雖然是由宣教士引進台灣，但如白話字這類拼音文字在台灣的使用脈絡卻能向前追溯至新港文書，並仍然使用到現今；換言之，白話字已經本地化，不僅可以拼寫台灣本地的語言，久而久之，便成為某種身分認同的符號，人們可以從所說的語言、所寫的文字，與他的族群身分連結。
比如說，當我們在路上看見有人的穿著或配件有台語白話字，我們便能辨識出他或許是長老教會信徒，抑或是台語文運動者；若看見某人身上是客語白話字、或是原住民族語文字，我們一樣也會認為那人與該族群運動者有關。因此白話字不僅擁有文字的身分，更在1980年代台語文運動、還我母語運動時，成為台灣人身分的標籤（「台灣人就應該要……」）。
雖然這樣的標籤在今日已不再適用，但仍能從中觀察到白話字與台灣人主體意識之間的微妙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