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寶玲／台南神學院新約客座教授
一旦真知道自己饑荒，缺乏營養，還會認真地尋找健康養分的食物，每天灌進垃圾食物卻以為幸福者，是為聖經信仰識盲（biblical-theological illiteracy）。
無法辨識下的「饑荒」
美國宣講學者泰萊（Barbara Brown Taylor）在1997年於耶魯大學的《雷曼彼齊講座》（Lyman Beecher Lecture）發表專講〈當上帝靜默時〉（When God is Silent），其中引用了阿摩司先知書八章11節，形容美國因沒有上主的話語而饑荒：
「看哪，日子將到，我必命饑荒降在地上；人飢餓非因無餅，乾渴非因無水，而是因不聽耶和華的話。」這是主耶和華說的。
諷刺的是，美國的社會並不安靜，實情是：正因為太多嘈雜的喧嚷，使得他們沒法聽到上主的聲音。泰萊的書寫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半個世紀後的今天，情況並非依然，而是更甚。不僅是美國、是全球，台灣當然也無法置身事外。
每個地方的饑荒和嘈雜都各有原因，或因天災人禍、經濟民生，或因政治角力、社會交替轉型動盪，或因國際間的計算博弈，不一而足。在成熟的國際社會裡，對等和理性的聆聽、澄清、對話，不僅可以讓不同的族群和階層的聲音得以發出和接收；但當話語權被操控，叫囂、恫嚇、謊言、煽情的口號和喧嚷就成為「論述」，灌洗腦袋，使人不能、不願、無法思考，佔據了人的心靈，失去憧憬和方向。
在社交媒體肆虐的今天，能獨立思考更是緣木求魚。根據2023年的一項調查，台灣人每天平均每天花7小時14分在手機和平板產品上，全球排名15。到了2026年的今天，數字是攀升還是下滑？這個數字恐怕只增不減。
這個社會現象和數據值得思考，因為它反映了國民因為「掃滑」短片和「懶人包」的習慣，而疏於閱讀；而閱讀必然會引導思考分析的養成和塑造，自然就極容易被帶動引向，包括是地上「草」、天上的「鳥」，還是「白」、「藍」、「綠」、「紅」等顏色。不少人因此感覺厭煩而懸置判斷，儘管不是實質的躺平，也是摀著耳朵，將思想關機，是為缺乏社會政治的「集體無感」（socialpolitical indifferent）。
淺碟生態下的台灣教界危機
台灣教界當然不能免於上述的淺碟現象。尤有甚者，教界還出現更大的危機——以信仰語言口號為包裝而逃避問題、提供所謂答案的膺品，在無知於自己躺平，還以為掌握答案的荒謬裡。如果泰萊當年感慨的是聖言的饑荒（famine of the WORD），筆者認為今天台灣教會——甚至社會，就是充斥垃圾食物（junk food of misunderstandings, lies and rumors）。一旦真知道自己饑荒，缺乏營養，還會認真地尋找健康養分的食物；而每天灌進垃圾食物卻以為幸福者，是為聖經信仰識盲（biblical-theological illiteracy）。
垃圾食物的基本元素不一定全然是壞，是炮製的百分比、方法和動機出了問題。聖經是上主的話語，但斷章取義地使用「金句」、簡化的信仰方程式，不僅謬誤，甚至可以傷害和荼毒信徒。且用幾個例子說明。一是約伯的三位朋友充滿善意和敬虔地以「正統」的神義論「勸勉」苦難中的約伯，希望他能歸正；讀過約伯記的讀者都知道上主如何評價他們的「正統神學」。與此相近的是耶穌的門徒，看見一個生來瞎眼的，馬上就以非常神學的邏輯「解釋」這位朋友的痛苦：「是他犯了罪？還是他父母犯了罪？」（約九1-2）讀者也不應對耶穌的回應陌生（約九3）——門徒的「知道」，諷刺地遮蔽了上主工作的榮光。
神學沒有問題，也是需要的；但神學是幫助我們了解信仰和生命的本相多於解答信仰的難題，信仰催使我們思考（faith seeks understanding），不是逃避思考，提供簡便答案。聖經當然重要，但撒但試探耶穌時，也引用經文：「經上記著說⋯⋯」（太四6,10）。斷章取義的經文不是金句，是生命和信仰的陷阱。怠於問題的根本而妄求答案，藥石亂投、本末倒置是必然的混亂和嘈雜。
只出現在啟示錄二十章1-7節，合共六次的「千禧年」，不見於任何一個信條／信經，竟然可以成為信徒趨之若騖的盼望或寄託（災前、災中、災後被提），究竟應該怪一知半解的講員胡說，還是指出缺辨識的會眾助長這種亂象和噪音？
又如「敵基督」一詞只出現在約翰壹和貳書（約壹二18-22；四3；約貳17），並且是清楚不過地指離開約翰群體的人，卻被完全毋視上下文的「以經解經」，連結啟示錄的「666」，成為今日末世解碼的「標籤」，忽略了罪惡的權勢以更可怕和隱蔽的形式——啟示錄十三章11-18中的地獸，正是以「羔羊的樣子、奇事神蹟，並且買賣利益」，誘惑人唯利是從地追隨邪惡和不義，僭奪上主的榮耀。
指標的喧賓奪主：效率、話術與權力操控
教會存在目的何在？除了見證基督，沒有更根本的理由和意義（參弗一至三）。自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北美開始的「教會增長運動」，數字的增長卻喧賓奪主地成為量度教會唯一的指標。所以，任何直接或間接帶來增長的，都是必取的「經」（不管那是在韓國、非洲、阿根廷、新加坡，甚至台灣個別的經驗），帶領者也必被尊為「重用的僕人」（哪怕其背後涉及貪污入獄、瀆職濫權或性侵醜聞）。反之，對於不能帶來增長的，神學教育可以無用，教會與宗派的傳統可以棄置（諷刺的是，上述「成功的教會」也有自成一套的傳統，也照樣開自己的訓練班）。
增長當然可以是聖靈的工作，但盛行教界中其實是「效率」，而效率背後又是可以動員，甚至情緒勒索地操控信徒的權柄。「我宣告」就是一個看似無害，內裡蘊藏危機的話術。誰可以宣告？憑甚麼宣告？宣告甚麼？大多數會眾都不會深究，卻有潛移默化的「權柄」，讓信徒在不知不覺間放棄思考的責任和能力。畢竟，「我宣告」的背後，暗示著來自上主……。然而，的確如此嗎？
與此相近的就是「命定」，如果將「命定」理解為「預定」（當然，在今天聚會中講這個詞語大都不明所以，大多是從特會裡模倣而來」。試問誰有這只有上主有的能力？
「恩膏」是另一個幾乎每天都聽到的詞彙，這詞彙在新約只出現三次（約壹二20,27），對研究學者而言，其意義頗有討論空間，但今日教會用得卻是有如呼吸般自然。明明可以用「恩賜」，卻用「恩膏」，原因是恩膏似乎神秘地比一般的恩賜更具備地位和權柄。當然，這些似乎又是「特會」的用語，突出「特別」的人，這背後還是「權柄」這說不出來的議題。
無論是恩膏還是恩賜，其根源還是同一位聖靈：「聖靈彰顯在各人身上——不管那是恩膏還是恩賜，是要使人得益處。」（林前十二7）一如以「數字」來估量教會的成功與否，操控的「權柄」也是從外置入信仰的junk food；只是渴求數字為答案的教會，卻從不知問題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