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許妝莊/濟南基督長老教會會友
在政治工作的過程中,我看到政治運動的極限,最後還是選擇投入信仰服事工作,以影響人們的心靈作為改變台灣社會的方式。
編註:上期的新使者中,作者許妝莊藉著訪談蔡銘偉牧師,看見一個長青人經由在信仰群體中的學習與成長,進而選擇投身在社會運動的故事。本期,我們將繼續跟著訪談者的問題推進,繼續瞭解一個政治運動工作者如何走向牧養心靈之路。
Q3、長老教會在1977年發表〈人權宣言〉以後,往往有長老教會都是支持台灣獨立的印象,牧師覺得這是長老教會真實的情況嗎?也希望牧師分享對於支持台灣獨立或追求台灣民主化的看法。
整個長老教會跟國民黨政府關係破裂的癥結點是在1965年的百週年紀念會,因為紀念會讓國民黨政府看到長老教會可以動員各地成千上百的信徒,集結到一個地點參與活動。這對於國民黨政府而言是很大的威脅,也對這樣的組織很不放心。雙方關係的引爆點則是國民黨政府迫使長老教會退出WCC(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受到卡爾‧麥堅泰牧師(Carl McIntire)的影響,蔣介石已經認定WCC就是共產黨,所以強迫與WCC互動密切的長老教會退出WCC。
我記得鄭兒玉牧師回顧這一段退出WCC的歷史時,特別提到當時的牧者們其實只是在思考:「我們是要聽上帝的話?還是聽蔣介石的話?」所以他們的動機一開始並不是為了台灣獨立,而只是單純的回應信仰的良知,不是為了反國民黨而反國民黨。當然,在60年代國民黨的狀況越來越糟糕,以及早期台灣獨立聯盟中有很多核心會員是長老教會會友,所以支持台獨的立場在無形當中,可能就與長老教會相互重疊。
我們還須注意台灣南部與台灣北部社會環境的差異。台灣南部在1960年代還是農業社會,北部則已經逐漸步入工商業社會,所以南、北教會在形式上就有很大的差異:大甲溪以北的教會沒有週日晚上的禮拜,因為大家在工商業社會沒有那麼多時間參與禮拜;但是在大甲溪以南的教會,可能就是一個主日有二、三場禮拜。而在北部的教會,有時候會友是高級公務員,或是社經地位較高,在這樣的情況下,牧師就不一定能直接表達支持台灣獨立,甚至是要順應會友的想法。例如濟南教會的翁修恭牧師就曾被批評沒有對政治表態,但是翁牧師真的很為難,因為李登輝是他的會友。另外也有一些地方教會是不願意服從總會的,常常總會發一個聲明,他們就要發另一個反對總會的聲明。(註)
Q4、牧師先後在台灣神學院及台南神學院攻讀神學,希望可以請牧師分享兩間神學院的不同之處,以及神學院的師長對於信徒參與社會運動的看法。
整體而言,在我經驗到的台灣神學院跟台南神學院呈現的路線差異,南神就是由下而上的路線,即是從信仰的實踐去思考神學教義;台神就是由上而下的路線,即是從教義出發,去領導信仰實踐。南神呈現的是比較草根的味道,台神則是比較貴族的味道,這是最大的差異。例如在士林文林苑都市更新的事件當中,我在臉書上曾經發文批評:文林苑就在台神的山腳下,台神的鄰居在受苦,卻沒有一位老師或學生有道德勇氣去參與抗爭。當時台神的院長就公開對學生說,你們就在山上好好讀書,不要去管山下發生的事。這是典型的台神風格。相較之下,自黃彰輝牧師以來的南神處境化神學,著重於社會參與,所以早期參與URM的幾乎都是南神畢業的牧師,或是原住民的牧師。
Q5、過往參與社會運動的經驗,對於牧師日後的牧會及服事有怎樣的影響呢?
我很感謝東海法律系的「不當人」政策,因為當時東海是台北之外唯一的法律系,所以系上老師希望我們準時畢業,以保有跟其他學校法律系學生的競爭力,而我在大三以後幾乎沒有上過課,也還是能將學業完成。我在大學只專心的做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參加團契,第二件事情就是參加學運跟政治運動,我自己的人格可以說是在這兩個面向上被塑造。因為參加團契,讓我對信仰有更深的認識;參與政治運動,則讓我對台灣的實況有更深刻的認識。因此大學之後,我就很清楚我的人生目的不是為了賺錢。不過,也因為大學參與社會運動,所以當兵時被管制,度過非常痛苦的役期。
當兵時( 海巡部第二指揮部本部中隊),中隊長也跟我證實,我的資料是厚厚一疊,部隊安全管制的層級比刑事前科犯高很多,是中將司令直接管轄的,所以可以確認我也是長期被監控。當兵的第二年我自修原文操作手冊,指導弟兄們用殘破不堪的化學裝備參加全軍化學偵消競賽竟然得到全軍第二名,指揮官記了二支嘉獎。我還記得指揮官拍著我的肩膀說:「想不到你們台獨分子還很會當兵喔!」1995年退伍後,我在兩條路線上掙扎,一方面考慮從事政治工作,一方面則考慮獻身當牧師。
於是我先到翁金珠立法委員辦公室擔任助理,我很感謝翁金珠委員與她的先生劉峰松,他們夫婦都是長老教會的信徒,在他們身上我清楚看到基督徒從政的典範,以及不慕榮利的服務態度。雖然當時新潮流有意找我入流,但是在工作的過程中,我也看到政治運動的極限,特別是看到很多有抱負、有理想的政治人物的陰暗面;並感受到要改變整個政府體制是一番艱鉅的工程,讓我最後還是選擇投入信仰服事工作,以影響人們的心靈作為改變台灣社會的方式。也因為這樣的經歷,當我看到長老教會為某些政治人物站台時,常會感到憂心,因為人都是很軟弱的。
而過去投入政治與社會運動,則幫助我在牧養教會時格外關注於弱勢者。在羅雅教會牧會時,前半段花比較多時間在關懷長輩的事工上,讓長輩感到他們是受到尊重的,不僅能得到溫飽,而且是有尊嚴的。在羅雅教會後來也有同志族群加入,我和張佳韻牧師也努力為同志族群在教會開拓空間,讓同志族群在教會能夠生存。
Q6、希望牧師可以對長老教會的現況提出一些建議?
由於長老教會的體制,如果想在長老教會做出一些改變,不能單打獨鬥,而是需要透過群體的力量進行改變。現在的總會比較是守成而不能有更多的開拓,所以有些時候會讓一些人數多的地方教會不願服從總會的領導,但地方教會也拿不出更理想的政策;地方上的中會也有不少問題,神學院也都有各自的困境。面對這樣的情況,我感到很無奈,但或許還是期待上帝的工作,相信祂仍在一切之上掌權,會介入歷史,並帶來改變。
註:
可進一步參考蔡銘偉,〈拯救與創造: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人權宣言〉中「新出埃及」概念之研究〉,收錄於《神學與教會》 46卷2期 &47卷1期,2022年1月,頁79-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