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寬義／台灣神學院兼任教授、 教牧博士班主任
王博賢／新使者雜誌社執行主編
神學教育的最終目的，不是教出一群會應付會友、會做公關的職人，而是教出一群在看清人性醜惡後，依然願意選擇愛、選擇堅持真理的證人。
本文由本刊執行主編王博賢與陳寬義教授的訪談紀錄整理而成，並在整理完成後再彼此補充更多的想法。
「放生式」派任的崩潰
在台灣神學教育的傳統中，畢業典禮往往被賦予一種「差遣」的神聖感。然而，當掌聲落下，年輕的傳道人提著行李進入陌生的派駐教會時，迎接他們的往往是極其殘酷的生存挑戰。
這些年來教會生態已非昔日，教會與社會結構經歷了劇烈的變動。曾幾何時，牧職在社會中帶有一種自然的尊榮，但如今，這份職業的社會價值與專業邊界正逐漸模糊。若純粹以職業論，「牧職」在現行制度下顯得極為「弱勢」，護理師若不待在大醫院，尚可去診所或生技公司，但牧師若離開教會，往往發現自己缺乏與社會接軌的第二技能，而且同時牧者的培養卻也很難與現實服事接軌。
一個剛畢業、甚至還沒學會如何處理一場告別禮拜或面對長執權力鬥爭的青年，被直接丟入歷史包袱深重的基層教會。這種「放生式」的制度，導致了傳道人「面目改變」：或許變得世俗圓滑，學會用「應付小會」的心態對待牧養；也有人在孤立無援中燃盡（Burnout），帶著滿身傷痕離開。
三年擔任傳道師的時間，可以讓一個人變成三年前自己最討厭的樣子，或許會說出：「牧會就是跟長老頭搞好關係就好！」這到底為什麼呢？能有什麼解方嗎？以下許多事例或經改編，但都是寬義老師親身牧養畢業後的神學生的真實事例。
畢業後的真實挑戰：為何理想會崩解？
或許我們會說，現在不是有教會實習嗎？就是一個讓神學生慢慢學習如何牧會的機會，不是嗎？
寬義老師提到，在目前的學習旅程中，碩一與碩二的學生常被定位為「快樂寶寶」。實習現場對他們而言更像是「教會觀光」，參與聖歌隊、帶領團契、協助簡單的事工，這些工作大多不需負擔真正的決策責任。這種「被保護的實習」導致學生產生了一種錯覺，認為牧會不過是禮拜六、日的忙碌與週間的安穩，也在現況下缺乏真正的「師徒制」引導。
然而，當學生進入碩三乃至於受派成為「傳道師」後，現實的真面目便開始顯露，那不再是「帶帶小朋友」的歡樂。神學院教會我們如何釋經、如何寫論文，但現場要的是「牧養」，職能與現場出現巨大的「斷裂」。
傳道人一到任，可能馬上就要面對即將臨終的會友、支離破碎的家庭。學校教的「婚喪禮儀」是一門課，現場的「婚喪喜慶」是複雜的人際角力。缺乏「背後支持（Back-up）」的年輕傳道人，只能在挫折中盲目摸索。
以殯葬層面而言，在訪談者過去的學術研究中可以發現，北部某三間神學院的神道學碩士課程不外乎以聖經為根本，並結合基督宗教傳統與台灣教會的處境，以宣道為使命構築出課程架構。對於實踐類的科目也以聖經宣講的講道學與禮拜學為主，對於實務操作的禮儀教導較為缺乏，而殯葬教育的部分更是稀少，最終在畢業後只能在現實場域中做中學。若遇到好的小會議長、輔導牧師，能帶傳道師幾次實作，其他的狀況下就只能自求多福。
同時新任傳道人也會面對與教會同工間關係的挑戰。在學校的同學們或許都是志同道合的同路人，但在教會，長執可能是最直接的對抗者。許多傳道人崩潰的關鍵，是自以為跟某某長老、某某同工非常交心，卻發現「轉身後被最信任的人中傷」，這一點訪談者也心有同感。甚至在到任時，因種種身分不被教會接納，或是教會提供的公舘是違建或缺乏隱私的空間，在這當中讓初任傳道者「直視」人性的黑暗面。
當然，也有很明顯的金錢問題。寬義老師提到「錢」雖然不屬靈，卻是牧者能穩定服事的基石。過去大家會討論牧者在紅白事中是否要收紅包？這當然有不同的討論，但當牧者必須為了生計（如薪資無法達到基本水平、退休後無房可住）而汲汲營營時，牧養的品質便會開始變質，紅白事的紅包也變成「誘惑」。
或許就是這些小事加起來，讓一個傳道人在封牧時，變成三年前的自己最討厭的樣子，讓牧養淪為「應付小會」式的專業表演。
「1+3+3」方案：一種臨床式的整全養成架構
寬義老師多年來在台灣神學院的牧範學博士班服事，許多牧會一段時間的牧者會回校修課，帶著自己的牧會經驗前來進修。訪談者也曾在牧範學博士班課程中受某授課老師邀請，與線上的牧者討論有關殯葬的問題。
寬義老師發現在許多牧範博老師的課堂討論中，學生形成一個個支持團體，一起討論牧會的困難，分擔心中的壓力。在這樣的狀況下，讓他逐漸發想出「1+3+3」臨床式的傳道人整全養成的概念。
階段一：入學前的一年（Foundation Year）
這一年不應讓學生在教會「混日子」，而應是「基礎臨床前置期」。讓準神學生進入基層教會，觀察最真實的教會運作，了解長執會的結構、財務的拮据、會友的生命苦痛。這是一道篩選機制：如果你看見了教會的醜陋與艱難後，依然想讀神學，那這份召命才具有抗壓性。同時這一年神學院應該要開設先修課程，讓學生能初步接觸神學訓練，為進入神學院做準備。
階段二：學院中的三年（Academic Training）
這三年的重點在於「神學轉譯」與「理論裝備」。神學院不應只是學術殿堂，老師不應只懂字義研究。許多老師缺乏現場經驗，導致教出來的東西「很好，但不知怎麼用」。除了學術訓練外，更要強調如何將神學轉化為會友聽得懂的語言。
階段三：受派後的前三年（Critical Period / Residency）
這是整套制度中最關鍵、卻也是現實中最缺失的一環，目前的制度是「受派後即放生」。實習醫生有主治醫師背書，但傳道人常被直接丟進現場，面對婚姻、喪禮、長執糾葛時，背後缺乏有經驗的導師支撐。這後三年的轉變，是解決「面目可憎」與「專業斷層」的主戰場。目前神學院作為母校，在神學生畢業成為傳道的最初三年，往往只剩下行政連結；或許我們必須建立一套「老帶新」的動態支援網，建立「督導伴行（Mentorship）」系統。
督導伴行（Mentorship）
或許我們應該挑選具備熱情與智慧的神學院教師，主動走入年輕傳道者的生活空間。母校老師的作用不是「指導」或「考評」，而是「傾聽」，在年輕牧者最混亂的時候，提供一個可以安全說實話、可以哭泣的空間。
寬義老師曾經接到一個畢業生的電話，他遇到巨大困難。寬義老師雖未受過諮商輔導的訓練，但知道「聽他說」至關重要；當他情緒有出口後，能幫他整理現況，他在當中自然會看見出路。當一個年輕傳道人能夠訴說內心的狼狽、混亂與憤怒時，那些負面情緒才有可能被整理成「生命見證」，牧者不是超人，牧者是「受過傷的醫治者」。
寬義老師在與太太巡迴探訪畢業生時，也曾經遇見年輕傳道者（尤其是單身女傳或帶小孩的家庭）住在條件惡劣的環境中，這是最基本的生存尊嚴實質保障的漠視。如果有妥適的督導伴行，年輕傳道人遇到「長執背後講壞話」、「宿舍設備過於簡陋或安全不佳」或「婚喪禮儀不知所措」時，資深導師就能立即介入，提供諮詢甚至協助與小會溝通。這就像是主治醫師帶領住院醫師巡房，是在「實戰」中傳承信用與專業。
當然這樣的角色不一定要神學院的教師擔任，寬義老師也會在各地找尋適合的神學院學長姐擔任這樣的角色。當某個學生受派到某地時，他會連結每個地方值得信賴的畢業校友，擔任這種督導伴行的角色。有別於「小會議長」的制度性功能，希望成為沒有利害關係且不一樣的支持管道。
訪談者認為，這樣的模式現在已經模糊的出現在神學院畢業生跟教師的關係中，也出現在各自熟識的學長姐、學弟妹的關係中，若將其制度化必定有其挑戰：例如神學院教師現已面對沈重的教學、行政、招生與募款的壓力，是否還有餘力支援畢業生的牧養是一大難題；同時，這樣的做法是否會干擾小會議長的權責，也會是制度化下的考量點。但如果能形成體制外的支援團體，是否會是更具彈性的可能？
寬義老師業期待畢業不是學習的結束，畢業後尚未封牧的這三年，應該有更多的「臨床研討會」，持續的「專業轉譯」課程，可以是個案研究，就像醫院的「死亡病例討論會」，牧者應帶著自己的真實個案（如與長執的摩擦、牧養的失敗）到支持小組中討論。也可以針對當前的議題（如AI時代的牧養、戰爭預備等等），進行動態的進修，繼續補強技能。
訪談者認為，這是牧者終身必須面對的問題。醫師或許是一個很好的比喻，醫師執業執照每6年須更新一次，通常必須修滿120至180點繼續教育學分（具專科資格者門檻不同），必修包含專業課程、倫理、法規、品質、感控與性別議題，其中倫理、品質、法規至少需12點，並每六年提出完成繼續教育證明文件，來辦理執業執照更新。而對更深刻影響一個信徒全生命的傳道人呢？或許在職教育制度的建立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面向。當然，寬義老師所負責的教牧博士班的課程，就是一個很好的管道。
信仰核心：不是因為不懂現實，而是看清現實後的選擇。
寬義老師提到，當前的教育體系若只追求「學術」，教出來的是學者；若只追求「技術」，教出來的是業務。在畢業後的三年內，透過制度性的保護與督導的伴行，讓傳道人在撞擊現實後，還能重新整理出「見證」，那才是真正的牧者養成。這種養成不是為了讓牧者「變得完美」，而是讓他們在「不完美」與「挫折」中，依然能保有對上帝的誠實。
寬義老師的博士研究是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被解聘的歷史，給了我們一個重要的提醒：真正的牧者的信仰是建立在「不隨波逐流」的選擇上，即便知道這個決定會導致被炒魷魚，但為了對上帝的堅持，選擇了那一條「不可能的夢想」（Impossible Dream）。 這種「唐吉訶德式」的執著，選擇堅持屬靈原則而非隨波逐流，即便知道會被解聘。這就是真正的「信仰」！這種從「逃避現實」到「在現實中重建」的過程，正是神學教育最應該傳遞的靈魂。
神學教育的最終目的，不是教出一群會應付會友、會做公關的職人，而是教出一群在看清人性醜惡後，依然願意選擇愛、選擇堅持真理的證人。
讓這張「生命的拼圖」完整
寬義老師最後語重心長的提到，上帝從不浪費任何一段生命經驗，但教會不應揮霍年輕人的熱情。要挽救這個頹勢，「1+3+3」可以是一場「牧者生命養成的系統性轉向」。「1+3+3」體系的核心，是承認「傳道人也是脆弱的生命」；透過前一年的篩選、中間三年的紮根，以及畢業後最關鍵三年的「臨床伴行」，我們才能確保這群年輕人不會在現實的磨損下，變成自己當初討厭的樣子。
未來的神學教育，不應止步於發出畢業證書的那一刻。唯有當學校與中會共同負擔起「後三年」的責任，把「畢業生」當作「正待養成的專業牧者」，我們才能在三十年後的台灣社會，看見一群既懂神學、更懂人性，且具備真實生命與信仰的牧者。這不是學生（菜鳥傳道人）的責任而已，這是整套「系統」必須做出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