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博賢 (台灣神學院道學碩士生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學博士（高安義之外孫女婿）)

李高安義長老，出生於主後1924年6月18日，在中路基督長老教會接受小兒洗禮，台南太平境長老教會堅信禮。其後於萬丹基督長老教會任長老、執事共三十年，退休後來到台北於濟南教會聚會至辭世。

她的家族與家庭見證了南部長老教會的發展史，她的個人則是那個時代台灣人命運的縮影。今年初她悄然辭世，然而，她所留下的故事不應被台灣教會遺忘。本文即以高安義本人所撰寫的自述，配合現存教會檔案與高安義晚輩之口述訪談結果編輯而成。然而本文實非專業歷史傳記，若有錯謬誤差，敬請見諒！

家庭背景

主後1899年溪頂寮黃水加兄弟及另外數名病患到新樓醫館求醫，黃水加兄弟由安彼得醫生（Dr. Peter Anderson）診治，他們因眼疾幾近全盲，甘為霖牧師（William Campbell D.D.）教導凸版字閱讀聖經而信主。在之後協助太平境開拓安順教會，即在安順聚會。黃水加兄弟在得到醫治後也開始以步行的方式到處宣揚福音，建設了數處教會，如中路、麻豆、蕭龍（佳里）等教會。

當中，黃水加兄弟一路一面賣藥，一面傳教，來到了高雄縣阿蓮鄉中路村這個小小的農村。他們在中路村的宣教工作初步得到一些成果，中路庄的劉清花、高雙福、高沈氏衛等改信基督教，開始固定聚會。

後來黃水加兄弟搬回台南，信徒改往亭仔腳拜堂（現今的太平境教會）聚會。因信徒日增路途遙遠，信徒往來跋涉非常不便，因此提議自設禮拜堂聚會。1904年就在中路設立臨時禮拜堂，兩年後開始商議建堂事宜，建成了今日的中路教會。

其中中路長老教會開設者之一的高雙福，就是本文主角高安義的父親。高雙福是一名單純的果農，而他的妻子梁緣則是一位有著新式教育思想的家庭主婦。梁緣很喜歡唱歌，常常是邊做著家事邊吟唱著聖詩。高安義家中共有兄弟姊妹七人，五女二男，她排行第七，是家中的么女。

由於雙親篤信基督教，因此小孩的名字皆與基督教有關，而在兄姊中當中最為知名的就是二兄高約拿，高約拿是以西洋作曲手法寫有管絃樂作品的台灣作曲家先驅之一，孩提時期除了在家中聽母親吟唱聖詩，固定的教會活動也是高約拿接觸音樂的主要來源。

高安義與高約拿兄妹感情甚篤，也曾鬧過不少笑話。高安義雖不似高約拿一樣是個音樂家，卻也擅於在教會司琴服事。曾有一次，高安義在教會司琴服事，高約拿則是主理者（高約拿畢業於台南神學院），高約拿講道畢，準備唱回應詩時，卻發現司琴怎麼沒有彈下前奏？原來年輕的高安義聽著哥哥講道，聽著聽著就進入了夢鄉，講道完還沒清醒，後來是高約拿走下講台來將高安義叫醒，才讓禮拜繼續進行。

這是高安義年輕時的趣聞。事實上，對高安義而言，家庭教育給予她的，最重要的是信仰的養成，她在故人略歷中提到：

父母親嚴守主日，引導子女認識創造宇宙萬物的上帝及救主耶穌，教示子女嚴守主日……。

這也成為高安義在其個人自述中，對於後輩重要的交代：

願我的子孫勤守主日，豎在佇耶穌堅固的石磐頂，聖靈的幫助賜他們每日記得讀聖經、祈禱，做天父所愛所歡喜的兒女，我要親像約書亞講「我和我的家決斷要服事耶和華」，願上帝的聖靈引導、幫助。

教育歷程

如同在高安義的自述中提到，日治時代的台灣男女平等的意識仍然薄弱，高安義出生的故鄉阿蓮也不例外。然而如同多數台灣接觸福音的初代信徒，高雙福與梁緣開始重視家中子女的教育。在高安義的自述中提到男女平等的教育觀深深影響著她：

父母親因接受耶穌福音的緣故，在當時的農村，不重視女子教育的時代，對我們的大姊（她大我21歲）起男女平等，都給我們受教育。

自故鄉阿蓮公學校畢業後，高安義即前往台南就讀台南私立長榮高等女學校，為長女第一屆之畢業生，成為當時代女性知識份子的前鋒。後經教會友人的引介，負箕東洋，前往日本東京玉成保姆養成所（Alwyn Academy，現改制東京玉成保育專門學校）接受短期專業教育訓練。

在高安義的回憶中，當時的校長也是學校的創辦人ソフィア‧アラベラ‧アルウィン（Sophia Arabella Irwin）女士非常疼愛學生。玉成保姆養成所的創設就是基於基督教愛的精神，提供保母養成以及育兒專業的訓練。在校期間受校長嚴格、徹底的訓練，讓高安義一生難忘。她稱Sophia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是愛的實行者。

高安義次女李婧慧曾提到，玉成保姆學校有開設插花課程，然而，插花課的花材並非自花材公司訂購，而是由sophia校長帶領同學在校園內採集，再拿到課堂中作為插花課的材料。這種於生活中培養的美學體驗以及與自然環境的緊密互動的確體現出教育家的模範。

高安義在兩年的專業教育培養下，成為玉成保姆學校第二十六屆的畢業生，其後即返台，在太平境教會附設太平境幼稚園任教，成為台灣第一代的幼兒教育實踐者。時年二十二歲的高安義也在那時與李崑模共結連理，然而，她卻沒想到即將面對令人難過的的處境。

婚姻與家庭

在阮媽媽的一生，有真大的苦難，總是她的一生，上帝沒有放棄她，反轉疼惜伊、作她的依靠。（次女李婧慧於追思禮拜）

二二八事件主要場景發生於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事件中，台灣民眾大規模反抗當時的政府並攻擊官署，仍在中國的國民政府遂在陳儀的建議下，派遣軍隊來台灣逮捕、鎮壓與殺害大批台灣民眾，造成雙方民眾大量的傷亡。這個事件，讓高安義喪失了方才結髮不久的先生李崑模，如同前方所說，當時高安義才二十二歲。

結婚不到4個月，丈夫無緣無故受殘害，受槍彈慘死，屍體在外面兩、三天無人看顧，任雨打風吹。我實在無法承受這種打擊。（李高安義陳情書）

李崑模出身自萬丹李仲義長老家族，李仲義長老是南部出名的商號主人，也是許多教會的奉獻者。李崑模為仲義長老長子李崢嶸與妻彭賀年（後改字用鶴蓮）之么子，曾任高雄金銀公會理事長並任高雄市參議員。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3月6日，李崑模受託前往高雄市政府擔任翻譯，出面調解時被害，被掃射死於高雄市政府前。屍體被棄置於市政府廣場數日，都無人敢前往收屍。

到了市政府前面，所看到的是一排一排、一堆一堆的屍體，三姐和我從中找到先夫李崑模。愛河那邊也看到屍體，非常恐怖。我當時想，世界末日、地獄大概就是這樣子。（李高安義陳情書）

當時台灣政局風聲鶴唳，許多男性不敢離開家門。幸得當時高雄市前金教會李幫助牧師出面處理，李崑模就與同在二二八事件中受難的幾位基督徒，共六具棺木同時舉行告別禮拜，再安葬於基督墓園當中。

當時的社會情境下，二二八事件是社會禁忌的話題。筆者的家人與高安義一家私交甚篤，家中長輩小時對於李崑模的過世，聽到高安義的說法是去看槍斃的時候被流彈波及過世。受難者家屬對政府、政治的不信任與不安全感可見一斑。

然而，悲傷的情緒不能沒有出口，高安義次女李婧慧在告別禮拜中提到，小時候曾有半夜醒來，看到媽媽在客廳裡哭，阿嬤彭鶴蓮則在安慰她。同時，高安義也透過琴聲抒發心中的哀痛。她也提到，記憶中小時床邊有一台風琴，有一段時間，早起時總在悲傷的風琴聲醒來。高安義所彈的風琴音樂很美，但是所彈奏的卻是葬式的曲子。直到次女長大後，方才知道為什麼高安義常常在練葬式的奏樂，並非教會常常有葬式，而是在抒發自己心中的哀痛。

高安義在陳情書中寫到：

以前歡迎祖國的心，一掃落地，反而生出極烈的反感及極大的厭懊；人民的生命不如一隻螞蟻的價值。人權在那裡？…沒想到我所期待的光復是這種淒慘的事實，…使我腹中的女兒未出生就失去父親。

李崑模去世後，高安義搬離高雄回到萬丹與婆婆彭鶴蓮同住，1953年經親族之勸，嫁給李崑模的四哥李崑芳，再生二個女兒。但又在小女兒出生一年一個月後，其夫李崑芳因病別世。之後，高安義持續與婆婆同住，直到1960年代末期婆婆過辭世歸主。

二二八事件對台灣的影響深遠，對政治的恐懼感感染了台灣的民眾，使自日治末期所興起的知識份子參政熱潮大大減退。過去屬於地方頭人（士紳地主）所領導的地方政治，也由於二二八事件的影響，劫後餘生的頭人們也對政治產生恐懼與冷漠，不再過問政治。而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在事件後或有退縮，或有不願承認，而向親朋好友隱藏自己所面對的痛苦，甚至到今日仍避談二二八事件。

然而，高安義卻在二二八事件調查期間，至少兩次勇敢為其他家屬作證，證明他人也在二二八事件中受害，而使得對方能在政府的致歉、平反與補償中，能夠恢復家人的名譽。她所寫下的陳情書，也成為二二八事件中重要的史料。

小結

高安義出生於中路教會創立者的家庭，其夫家也是南部教會重要的家族。然而，如同高安義教導後輩的，她說李仲義希望他所留下給後代最重要的是信仰以及教育，而不是財產與土地。高安義的前半生也在自己的原生家庭中得到音樂的陶養，信仰的栽培，也在當時婦女受教低落的時代，能成為一個留學生，回台進入幼稚園成為第一代台灣幼兒教育的實踐者。

縱然因為政權的蠻橫而失去至愛的丈夫，然而，在信仰的支持下，成為公義的見證人。也在開明有禮的婆婆的愛中，教養三個女兒成人，都接受良好的教育。在下一期的人物檔案中，將繼續討論高安義的後半生，關於她的事業與服事，以及家庭與生活。（點入看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