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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原本繽紛多元

2015年10月7日

作者︱鄭仰恩 (台灣神學院教會歷史學教授)

基督教自始就是一個呈現多元特質的信仰團體,我們可以大膽且興奮地說:基督教原本繽紛多元!

這些人的信心都有著很不平凡的記錄;可是他們並沒有領受到上帝所應許的,因為上帝決定給我們作更美好的安排。他的旨意是:他們必須跟我們一道才能達到完全。(希伯來書11.39-40)

多元本是生活裡的現實

1994年夏天,我從美國讀書歸來,歷經六年的「缺席」,幾乎難以適應台灣社會在解嚴數年之後的急速變化。該年底,台灣首度舉行省長及直轄市長選舉,在台北市國民黨、民進黨、新黨都推出候選人(分別是黃大洲、陳水扁、趙少康),選情緊繃,競選旗幟滿天飛,街道上、橋墩上到處都是,還有不少熱心民眾在自己的小卡車、汽車、摩托車,甚至腳踏車上插個數十隻,簡直像政治版的七爺、八爺出巡。那也是長期受到禁制、打壓的不同意識形態首次得以高張、昂揚的年代,不管在政治舞台、公共場合,甚至家庭飯桌上或私底下都不斷爭辯、論述著,甚至引發流血衝突,我第一次深深感受到「眾聲喧嘩」的震撼和威力,也開始體會到一個「多元時代」的來臨。

兩年後(1996年),在海外渡過26年流亡生涯的黃文雄先生如「鮭魚返鄉」般沉靜地回到台灣。他是因為在1970年4月24日於美國紐約試圖暗殺蔣經國未遂而成為長期的政治流亡者;26年後,台灣社會也以相當理性成熟的態度來看待並接納他的返鄉。在記者會上他強調:「我們應該在台灣的社會生活中為民族主義者 – 不管是中國民族主義者或台灣民族主義者 – 安排一個適當的位置,以期民族主義不會變成一個凌駕一切的原則。」面對台灣社會的意識型態衝突以及多元族群的問題,這位後來也成為友人的「刺客」所說的話意味深遠,他的呼籲可說是一個為台灣社會所迫切需要的「意識型態之自由與寬容精神」所提出的可敬訴求,這也讓我開始深思「多元」與「寬容」之間的緊密關係。

這20年來,同樣「多元發聲」的故事持續地以不同的方式呈現著,就以這兩年為例,我們看到如下的場景:2013年底,以「護家盟」為首發起「1130反對多元成家大遊行」,這也引發不同立場的基督徒群體以舉辦研討會、翻譯新書來抗衡;2014年初,因國民黨黨團黑箱作業,引發「318太陽花學運」,這是解嚴二十年來本土能量持續累積的大爆發;2015年中,持續有「高中生反課綱微調」的自發性運動以及因李前總統接受日媒訪問提出「日本祖國論」所引發的熱烈討論。

在全球化的脈絡下,台灣社會其實也是我們看世界的一面櫥窗。不同的文化背景、生活經驗和歷史記憶本來就會形塑不同的意識形態和觀點,而呈現多元思維的公民社會要共存共榮、建立共識,唯有通過寬容、理性的對話才有可能。

基督教歷史原本繽紛多元:沃爾斯的觀點

談到多元的生活現實,我們接下來要問:基督教是一個具有「多元」特質的信仰團體嗎?活在現代世界裡的基督徒或許會認為,多元化的基督教現象應該是近現代以後才有的事,至少是西方宗教改革運動或是啟蒙運動之後的現象。在許多人的想像中,至少中世紀以前的基督教應該是趨於「一元」甚至是「大一統」的局面。有趣的是,近二十年來,研究基督教史的學者紛紛指出,「多元性」(diversity/plurality)正是基督教從一開始就擁有的特質。

早於1996年,專研宣教史的當代蘇格蘭學者沃爾斯(Andrew F. Walls)就在他兩本得獎的專書中指出,基督教自始就是一個多元文化和多元族群的信仰團體。沃爾斯強調,在信仰傳遞的過程裡,每當基督教跨過新的文化界限,她就展現新機,並呈現新的內涵。因此,他主張並沒有所謂的「歷史性基督教信仰」(historical Christian faith)可言,福音的內涵總是必須「在文化中被理解」(culture-specific)。

不但如此,基督教信仰總是在新的文化中孕育生機,這些多元的文化也成為基督教信仰的承載者。有趣的是,沃爾斯使用「搭乘時光機器」的比喻建議讀者們「來上一趟穿越基督教歷史時空的旅行」,如此就能理解基督教為何發展出如此截然不同的歷史面貌。

首先飛到公元37年的耶路撒冷,我們發現,在場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猶太人,而且是在仍使用動物獻祭的聖殿裡聚會,他們守安息日、給男性孩童行割禮、遵守各種猶太禮儀、研讀猶太律法書,而且被外人認定為是猶太教的一個支派,最大的差別在於他們認定拿撒勒人耶穌就是猶太傳統裡所期待的「彌賽亞」。

其次,下一站飛到公元325年的尼西亞(Nicea)去參觀基督徒領袖的會議,會議代表來自地中海世界各地區,但幾乎沒有猶太人。事實上,他們對猶太人沒有好感,厭惡動物獻祭,重視餅和酒的聖餐禮儀,他們大多沒有子女,視婚姻為次等的生活方式,並反對割禮。他們不守安息日,改守主日,開始重視另一套後來被稱為「新約」的經卷,他們特別關注形上學和神學用語,正在為定義耶穌身份的「同質同體」(homo-ousios)這個術語爭論著。

第三站來到公元第七世紀的愛爾蘭,眼見一群男性僧侶聚集在岩岸旁,將身體浸在冰冷的海水裡,一邊誦讀詩篇,也有人用鞭子抽打自己的身體,另有一些兄弟單獨坐在陰暗的洞穴裡祈禱默想。這群人不再關心形上學和精確的神學概念,而是嚴守宗教節期,並以嚴酷的紀律操練身體,追求聖潔。

第四站飛到1840年的倫敦,看到在大會堂裡眾人熱烈地討論著如何到非洲推廣基督教福音,連帶著拓展貿易和現代文明,並鼓勵宣教師們帶著聖經和棉花種子到四千哩外的地區去冒險犯難。他們也開始討論如何禁絕英國政府繼續從事奴隸買賣,提倡黑人的識字教育。不同於一千年前苦修的愛爾蘭僧侶,這些人似乎都吃得很好,也不認為世界是邪惡的,甚至進一步主張宗教和社會各個層面的議題及相關事務都有密切關連。

最後一站飛到1980年的奈及利亞最大城市拉哥斯(Lagos),遠遠就注意到身穿白袍的大批群眾在街道上唱歌跳舞,大聲宣告自己就是撒拉弗和基路伯,並強調上主將要以醫治的力量臨到個別的人們身上。他們最關注的是聖靈的力量,展現在宣講、醫治和個人的意象裡。

從跨越文化和族群界限的角度來看,沃爾斯更進一步剖析,基督教先是從耶路撒冷的「猶太模式」出發,跨過安提阿這個關鍵城市,進入「希臘羅馬模式」,再進入以日耳曼民族為主的「野蠻人模式」和後期條頓民族的「西歐模式」,最後再跨出歐洲,進入北美和「非西方世界」(指拉丁美洲、非洲、亞洲、大洋洲,即通稱的「第三世界」),這也是目前正進行中的「跨文化模式」。最重要的是,跨文化的宣教經驗使基督教得以活化、再生,並展現豐富的新契機。

對沃爾斯而言,基督教的多元性不只是水平的,也是垂直的。也就是說,基督教的多元不只是跨越地理空間的繽紛現象,也是橫跨歷史時間的世代智慧累積,在多元化的過程中,基督道成肉身的完整人性才得以豐富地全然展現。在跨越兩千年歷史和世界六大洲的過程中,基督那「長成的身量」(以弗所書4.13)才得以完滿呈現在世人眼前。也因此,藉著繽紛多元長成的基督人性,亞伯拉罕和眾信仰先輩們才能夠在「等待中」和我們一起達到完全(希伯來書11.39-40)。

基督教歷史原本繽紛多元:桑奎斯特和柯麥隆的觀點

曾經在新加坡三一神學院任教,目前擔任富勒神學院宣教學院院長的美國學者桑奎斯特(Scott W. Sunquist)也在2001年出版的《世界基督教運動史》第一冊中指出,基督教自始就是一個世界宗教,在福音與文化、教會與世界的交織互動中成長,因此她的信仰傳統既多元且豐富,一開始就至少包括敘利亞和兩河流域、希臘和小亞細亞、地中海西部(羅馬帝國疆域),以及亞歷山大和埃及等四大傳統。接下來的發展也就愈發複雜多元了,隨著基督教運動在向外拓展中所接觸到的不同族群及其社會文化或哲學體系、政治運作(包括世俗政治和教會政治)、商業經濟發展等要素而持續互動、融合、發展。

循著同樣的思考脈絡,英國歷史學者柯麥隆(Euan Cameron)在2005年出版的《詮釋基督教歷史》一書中則以更細膩的分析指明基督教群體自始就存在著信仰理解上的差異性(divergences)和不同強調點(emphasis),包括外在崇拜禮儀(語言、音樂、視覺藝術、主理方式、內容、形式、聖餐的角色等)、對耶穌的認知(他的本質、角色,以及和上帝的關係等)、經典(範圍、詮釋主體、解釋原則等)、倫理關懷(致力慈善工作、追求有紀律的禁慾生活、主戰/反戰、解放/反奴役運動、民主人權、落實階級/族群/性別/性傾向的公平正義等)、生活方式與世界觀等面向。

柯麥隆犀利地指出,因為傳統上基督教歷史常常被認定為「教義的歷史」,她變成為社會精英(神職人員)或少數知識利益群體(專業學者或神學家)的專利品,甚至淪落為權力鬥爭的工具,因此和基督徒群體的日常經驗逐漸脫節。就某個程度而言,會發展出如此狹隘的神學觀點是不得已的,因為擁有發言權的神學家成為了群體的代言人,但事實上這樣的論述僅僅代表了實際基督徒群體的一小部分,無法反映真實的多元現實。作為一個被大多數群體真實活過且經驗過的基督教歷史而言,她的實存本質必然是多元的。

柯麥隆進一步剖析,為了實現理想的基督徒生活,信仰群體在歷史中逐漸發展出「追求神聖」的多元途徑(means to holiness):在初始階段,它以禁慾主義(修道主義、集體守貧運動、自我否定的神學)的形式出現;在接下來的時期,它以遵守體制化教會所規範的節期禮儀(期待神蹟、殉道精神、聖禮與獻祭、聖徒傳統、圖像崇拜)的形式出現;到了晚近時期,它則是以純全的教義與教導(信仰告白、教條主義、教理問答)的方式呈現,一直到現今我們所經驗到的多元紛擾局面為止。這就是他所主張的在基督教歷史裡「持續變換中的強調點」(constantly shifting emphases)。然而,因為人性的軟弱,這些不同的強調點在被強調時,常常會出現扭曲或「失衡」(off-balance)的現象,這是無法避免的歷史現實。柯麥隆最後指出,這些不同強調點的轉換,主要反映了「社會文化情境的變遷」以及「教會內部的張力(鐘擺原理)」這兩大因素。

談到「強調點的轉換」,我們馬上也聯想到當代學者如孔漢思(Hans Küng)、博許(David Bosch)等人所提出的「範型轉換」(paradigm shifts)的理論,因為篇幅的限制,在此就不加以論述。

小結

上面三位歷史學者可以說代表了主流教會和開明福音派的觀點,應該是相當中肯且具說服力的。從他們的分析可以看出,基督教自始就是一個呈現多元特質的信仰團體,我們可以大膽且興奮地說:基督教原本繽紛多元!

事實上,在強調「多元」的同時,這些學者們也都主張基督教其實具有相當程度的「整合性」(coherence),不過那已經超出本文的關注面向。

回顧歷史,我們猛然發覺,「多元」原本就是生活裡的現實,也可以說是一種真實。換句話說,所謂「單一論述」或「一言堂」的文化其實只是一種假象,僅能以表象的形式存在於受到獨裁威權統治下的社會,或是「自我感覺良好」的次文化群體裡,例如戒嚴時期的台灣、今日的北韓,或是部分的宗教團體或特定族群等。相對的,繽紛多元的世界更顯得豐富而真實,如同保羅在林前3.21-23所主張:”The world is yours!”

[參考書目:

Andrew F. Walls.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ristian History: Studie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Faith. Maryknoll, N.Y.: Orbis, 1996.

Andrew F. Walls. The Cross-Cultural Process in Christian History: Studies in the Transmission and Appropriation of Faith. Maryknoll, N.Y.: Orbis, 1996.

Dale T Irvin and Scott W. Sunquist. History of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 Vol. I: Earliest Christianity to 1453. Maryknoll: Orbis, 2001.

Euan Cameron. Interpreting Christian History: The Challenge of the Churches’Past. Oxford: Blackwell,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