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睦群／八角塔男聲合唱團團長、輔仁/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奮興聚會確實曾在台灣社會動盪、教會低迷之際帶來安慰與鼓舞，不少聚會中的醫治經驗與「神蹟奇事」，也成為許多人生命中的重要見證。
什麼是「特會」
所謂的「特會」（Special Conference/Meeting）事實上並沒有非常精確的定義，但通常具有非例行性、主題明確、聚焦講員或服事團隊、人群大量聚集等特色。相較於固定的主日禮拜，特會往往帶有強烈的動員性與情感張力，其目是透過密集聚會、講道與群體性的宗教經驗，重新激發信徒的熱情與信仰生命。此外特會的空間也具有高度機動性，在尚未擁有大型聚會場所或需要前進各鄉鎮與偏遠地區的情況下，露天聚會、搭帳棚、租借學校操場或廣場皆十分常見。這也使特會具有高度公共性，能夠突破教堂建築本身的限制，深入社會與群眾之中。
從近代基督教史來看，與今日相似的特會形式大約可回溯至18世紀初期北美的「大覺醒運動」（Great Awakening）與英國威爾斯循理派大復興（Welsh Methodist Revival）。安立甘教會牧師懷特腓（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與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分別為其靈魂人物， 兩人皆深受德意志敬虔主義（Pietism）與莫拉維亞兄弟會（Moravian Brethren）影響。當時英國正經歷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社會變化，自然神論與唯理主義也逐漸盛行，深深影響英國與北美的宗教生活。面對教會僵化與信仰冷淡的處境，懷特非與衛斯理積極投入英國本土與北美殖民地的巡迴佈道，特別面向工人階級、新興都市居民與原住民。他們活動力旺盛，善於公開講道，經常舉辦上千人參與的露天聚會。
懷特非一生講道約一萬八千次，聽講者估計超過一千萬人次。他臨終前仍在準備講道，當助理勸他休息時，他回應：「I would rather wear out than rust out」。這句話與日後偕叡理（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俗稱馬偕博士）所說；「寧願燒盡，不願朽壞」（Rather burn out than rust out），可謂異曲同工，兩人也都將自身生命燃燒至最後一刻。這類聚會往往伴隨強烈情感與感官表現，當代文獻中經常記載有人仆倒、哭泣、呼喊，甚至出現歇斯底里的場面。對支持者而言，這是聖靈動工的證據；對批評者而言，則是宗教情緒的失控。然而無論如何，這種帶有情感張力與群體經驗的聚會形式，逐漸成為近代基督教復興運動的重要傳統。
簡言之，特會不只是大型聚會，而是一種試圖突破制度化教會限制、回應時代處境與喚醒熱情的宗教活動。
台灣長老教會特會文化初體驗：日本聖潔教會台灣佈道
自1860年清領後期開港後，英國與加拿大長老教會分別於1865年與1872年開始在台灣扎根，開啟南北長老教會（以下簡稱長老教會）「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宣教歷程。然而若要追溯台灣較接近近代特會形式的歷史，則必須從來自日本的聖潔教會談起。
1921年1月8日，聖潔教會「帳幕傳道隊」由多辻春吉、拓殖不知人等四位宣教師自神戶搭乘「信濃丸」前往台灣，展開為期三個月的佈道。期間走訪台南、高雄、屏東、嘉義、台中、新竹與台北等地。1923年1月26日，多辻再次率團來台，開拓旗山、鳳山、虎尾、關仔嶺、員林、水上、大甲、清水等地。1926年1月18日，聖潔教會監督中田重治牧師造訪台灣，陳溪圳牧師與井上伊之助親自迎接。中田此行走訪屏東、高雄、台南、彰化、台中、新竹與淡水，回響相當熱烈。他在講道中強調：「熱心的教會要注重三件事：不住的禱告、持守聖潔與信主再臨。」並表示自己的教會雖不完備，但「熱心與聖潔絕對擺在首位」。1926年2月1日，中田重治自基隆搭乘「蓬萊丸」返回日本，而台灣聖潔教會也在同年正式設教。
日本聖潔教會短短五年內三次巡迴全台佈道，雖然在長老教會引發很大的回響。但可惜該教派對此的歷史書寫著墨不深，遠不如接下來要登場的宋尚節。
屬靈的旋風：1936年宋尚節訪台
1931年2月，宋尚節加入伯特利佈道團，佈道範圍擴大至華北、山東，直到1934年離開，走上了獨立佈道之路，其名聲亦遠傳福爾摩沙，甚至有台灣人在1935年2月組團至廈門參加宋氏的佈道會。
1936年4月15日，宋尚節（1901~1944）受長老教會邀請來台舉辦設教70週年奮興大會，為期45天，預計造訪淡水、台北、桃園、新竹、竹南、台中、台南與高雄。當時台灣受日本統治，中日關係因九一八事變後逐漸緊張，因此不少同工勸阻他來台，宋尚節本人甚至形容這趟旅程是一條「死路」。果然，他抵達基隆後便遭警方約談，甚至被禁止為病人禱告。然而即便在警察監控之下，他的聚會依然場場爆滿，全台首次颳起屬靈旋風。
1936年宋尚節抵台當晚，即宣告此行四大目標：「禱告復興」、「查經復興」、「見證復興」與「徵召天國軍人」。他的佈道風格極具感染力，在台上又喊又跳，講道帶有強烈情感與節奏。他不僅呼召人認罪悔改，也強調禱告與醫治。警方雖禁止他為病人禱告，但仍有許多人見證自己得著醫治。為避免警方「大驚小怪」，宋尚節甚至勸勉眾人不要為病得醫治作見證，而要為靈性的改變作見證。
例如1936年4月25日台中長老教會廣場前的聚會，由於不少人自台北一路跟隨而來，因此必須搭建可容納兩千人的帳幕；5月1日台南神學院前廣場聚會則吸引約兩千兩百人，隔日更高達四千六百多人。許多人在聚會中流淚悔改，日後更加投入教會服事。宋尚節透過禱告讓爬行者行走、麻痺者復原，以及移除了患者胸口的瘤。除了佈道大會之外，宋尚節更將熱心的聽道者組織為上百支佈道團，以不公開的方式進入家庭進行個人談道，讓福音深入每一個角落。
1936年5月9日，宋尚節自高雄搭船返回廈門，許多會友在港邊流淚送別。在戰爭陰影逐漸籠罩東亞的年代，宋尚節的奮興大會短暫突破了殖民社會的壓抑氛圍，也大大振奮台灣基督教會。
帳篷內的感動：長居淡水的花翹奇
1951年的夏秋之際，花翹奇（George Alexander Hudson, 1889~1966）來到台灣，並以淡水作為宣教基地，展開長達近14年的巡迴福音事工，特別是為人津津樂道的帳篷佈道。
花翹奇抵台後，在長老教會協助下展開環島佈道，深入許多尚未設教的鄉村與偏遠地區。1953年10月至1966年9月間，他成立「福音會幕佈道團」，延續中國時期的帳篷傳教模式。佈道團利用公園、學校、廟前廣場與教堂前空地搭設大型帳篷，白天舉辦婦女課程與兒童主日學，夜間則舉辦成人「大佈道會」。根據統計，福音會幕佈道團共舉辦129場大型佈道會，吸引超過130萬人次聽道，其中35,000人簽名決志，約3,400人受洗加入教會。除了本島外，花翹奇更曾搭機跨海前往澎湖，也數度深入花蓮等地。此外，長老教會推動「倍加運動」期間，花翹奇亦協助許多經濟困難的地方教會興建禮拜堂，受捐助教會與佈道所超過50間。
1966年9月4日起一連八天，花翹奇在新竹舉行「花翹奇博士會幕佈道大會」，近二百名未信者決志信主或表示願意慕道，這也是花翹奇生涯中最後一次佈道大會。該年12月11日，花翹奇在淡水長老教會「臨別證道」，並施洗禮及聖餐禮。花翹奇引用以賽亞書53章1至6節，及哥林多前書11章23至29節證道，不僅勉勵會眾，更特別對那些多年的老朋友們道別。也在同一年，花翹奇於美國安息主懷。過去在談論「倍加運動」時，花翹奇的角色確實較容易被忽略，但那些曾搭建於廣場與鄉村的帳篷，卻依舊是戰後台灣教會復興的歷史記憶。
台北體育場的萬人盛況：1975年葛理翰大佈道會
1975年10月29日，超過五萬名會眾湧入台北市立體育場，等待美國佈道家葛理翰（Billy Graham, 1918~2018）的到來。當晚，五千人大詩班在雨中高唱〈祢真偉大〉，澎湃的歌聲震撼全場，那是台灣基督教史上罕見的大型聚會。
1974年11月8日，葛理翰佈道團主任賀理（Henry Holley, 1927~2020）於雙連教會正式宣布，隔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將在台灣舉辦「中華民國葛理翰佈道大會」，作為福音來台110週年的重要活動。台灣教界對此高度重視。長老教會總會議長王再興表示，長老教會作為東道主，更應「群起發奮，以為表率」。1975年2月22日，籌備委員會於雙連教會成立，由陳溪圳擔任主席，雷法章、王再興、戴紹曾等人共同參與，大會設有青年、婦女、宣傳、陪談、音樂、財務、公共關係等十餘部門。
大會預計訓練500位陪談員，在大稻埕、建成、艋舺、士林等教會接受裝備。同時，籌備會廣邀全台教會組成大詩班。截至1975年8月底，已有超過200間教會領取歌譜。雙連教會每週固定舉行大型練唱，馬偕護校、淡江團契、台灣神學院等青年團體也積極投入。為了讓全台教會參與其中，東海大學校牧卓忠敬率領十餘位青年成立「佈道動員隊」。自1975年9月2日起，他們巡迴新竹、苗栗、彰化、台中等地教會，鼓勵信徒禱告、奉獻與北上參與聚會。
1975年10月25日上午11點30分，葛理翰夫婦抵達松山機場，內政部長林金生、台北市長張豐緒與陳溪圳親自迎接。葛理翰表示，相較於20年前，「台北比以前進步很多」。10月27日，他先後拜會嚴家淦總統與行政院長蔣經國，並於記者會中表示：「中華民國是成千上萬居住在世界各地華人所矚目的地方。」他也強調自己沒有政治立場，只是作為「上帝福音的差使」，並說：「真理並不因為人的政治立場不同而有所區別。」10月29日晚間7點半，首場佈道會正式開始。葛理翰以英語證道，由周聯華牧師翻譯。他強調：「只有悔改是不夠的，必須要把自己全然擺上。」最後呼召會眾決志時更說：「我要你們公開的表示決志信主，因為耶穌基督也曾公開為你我而死。」當晚共有1,491人填寫決志單。五天聚會總計吸引約252,000人參與，11,594人決志信主，行政院長蔣經國更於11月2日親自出席。
1975年11月5日，籌備處於雙連教會舉行感恩禮拜。陳溪圳感慨表示：「在人的能力不足時，更顯出上帝的偉大。」而雷法章則提到，葛理翰團隊對台灣年輕人的熱情與奉獻深感意外，〈祢真偉大〉也因葛理翰佈道會而深植台灣教會記憶中。
朝鮮半島的呼喚：1980年代訪韓聖會
1884年，基督教正式在韓國扎根，雖比台灣晚了19年，但發展速度遠超過台灣。2024年韓國基督宗教（含天主教）人口已超過三成，為亞洲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1882年李氏朝鮮與美國簽訂條約後，首批美國宣教師於1884年抵達朝鮮。當時美國長老會宣教團強調：「以團結取代分裂」，致力建立本土化的朝鮮長老教會，並透過翻譯韓文聖經、培養本地領袖、重視婦女與中下階層等方式迅速擴展。1887年信徒已接近一萬九千人，1910年更增至約十四萬人。
1970年代以後，韓國基督教在大型教會與復興運動推動下快速成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汝矣島純福音教會」（Yoido Full Gospel Church）。該教會由趙鏞基（David Yonggi Cho, 1936－2021）與崔子實於1958年創立，最初僅是在首爾貧民區的一頂帳棚聚會。韓戰後的韓國社會充滿貧窮與不安，趙鏞基強調聖靈、醫治、禁食禱告與「三重祝福」的信息，迅速吸引大量信徒。1973年教會遷至汝矣島後持續高速成長，1980年代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單一教會之一，也使韓國靈恩運動受到亞洲教會矚目。
在此背景下，「亞細亞聖徒訪韓聖會」（Overseas Chinese Christian Conference in Korea，以下簡稱訪韓聖會）於 1986 年由韓國汝矣島純福音教會創辦，隨後迅速擴展至全亞洲。此活動吸引大量台灣、香港、日本及東南亞的華人基督徒參加，對1980年代末期華人教會的靈恩運動與宣教發展帶來了深遠影響。當時台灣教會雖歷經葛理翰佈道會等大型聚會，但仍面臨成長停滯與聚會制度化等問題。許多赴韓參訪的牧者與信徒，親眼見到韓國大型教會數萬人聚會、通宵禱告、晨禱與禁食祈禱的場景，深受震撼後開始積極參與訪韓聖會，帶領眾人參與汝矣島純福音教會聚會、禱告山特會與小組訓練，希望藉此重新點燃台灣教會的復興熱情。這些經驗深深影響1980年代以後的台灣教會。韓國式晨禱、小組制度、禁食禱告、大型敬拜特會與靈恩聚會逐漸進入台灣，也推動跨教派復興運動的興盛。訪韓聖會象徵台灣特會文化從傳統奮興佈道，逐步走向敬拜更新、聖靈復興與教會增長的新階段，並且成為「敬拜讚美」深耕台灣的序曲。
舉起雙手歌唱：台灣敬拜讚美肇始
1989年7月28日至8月10日，韓國宣教士河用仁率領成立僅兩年的「推喇奴敬拜與讚美團」首次訪台，展開為期十餘日的全台巡迴聚會。這場活動通常被視為台灣「敬拜讚美」的重要起點，也象徵1980年代後台灣特會文化的重大轉向，其背景源於1988年前後台灣牧者赴韓參訪後所受到的強烈震撼。當時許多台灣教會領袖親眼看見韓國大型教會的快速增長、通宵禱告、禁食祈禱與數萬人聚會的景象，因此力邀河用仁來台，希望將韓國式的敬拜復興帶入台灣教會。
推喇奴團隊共94人，巡迴高雄聖光神學院活動中心（7月28、29日）、台中中山公園音樂台（7月30日與8月1日）、台中中興堂（8月2日）、台北靈糧堂（8月5、6日），最後於8月7日在台北新公園音樂台舉行大型聚會作結。此次活動規模龐大，也展現少見的跨宗派合作。北區由台北靈糧堂、救世傳播協會與和撒那事奉中心主責；中區由台中基督教聯誼會統籌；南區則由高雄基督教訪韓聯誼會協辦。此外，台北基督教訪韓聯誼會、基督教耕耘會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中中會青年部等機構亦共同參與，顯示當時台灣教界對韓國復興運動的高度關注。
所謂「敬拜讚美」當時相當新穎，相較於傳統禮拜較強調聖詩、講道與莊嚴氛圍，推喇奴團隊採用的是接近流行音樂的模式。他們大量使用爵士鼓、電吉他、電貝斯與聲音合成器等樂器，搭配投影片與重複式旋律，形成強烈節奏感與情緒張力。領唱者透過簡短分享、反覆吟唱與情緒引導，帶領會眾進入投入性的群體敬拜。與會者不僅站立歌唱，也會拍手、搖擺、舉手甚至流淚禱告。對許多首次接觸此類聚會的台灣信徒而言，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宗教經驗，且更具感染力與渲染效果。
在台灣眾多教會中，台北靈糧堂成為敬拜讚美運動重要的推手之一。受到推喇奴與靈糧堂影響，1990年代開始，台灣各地教會紛紛成立敬拜團，添購爵士鼓、電吉他與音響設備，甚至設置專門音控區。即便是向來較為傳統的長老教會，也逐漸出現青年敬拜團。例如淡水長老教會於1999年成立敬拜讚美團，取代原有國語詩班，希望藉此吸引青年參與聚會。
然而，敬拜讚美的普及也帶來爭議與反思。許多教會將其視為教會復興的「仙丹」，認為只要引進敬拜團與現代音樂，便能帶來青年與人數增長。因此，不少教會逐漸陷入「傳統」與「創新」、「屬靈」與「不屬靈」的二元對立，甚至因此產生衝突與分裂。此外，部分教會僅形式模仿，卻忽略音樂、神學與牧養層面的整體配合，使敬拜讚美流於表面化與情緒化。即便如此，1989年河用仁與推喇奴敬拜與讚美團的訪台，仍是台灣教會史的重要轉捩點。它象徵台灣特會文化從過去以奮興佈道與大型講員為核心的模式，逐漸轉向以音樂、情感表達與群體敬拜為主的新型態聚會，也深深影響了1990年代中期以後，台灣基督教會的聚會文化與信仰樣貌。
尚待延續的結語
從18世紀英國與北美的大覺醒運動開始，特會便成為近代基督教回應時代處境的重要方式。懷特非與約翰‧衛斯理以露天講道突破制度化教會的限制；日本聖潔教會將奮興聚會帶入殖民地台灣；宋尚節於1936年掀起震撼全島的屬靈旋風；花翹奇以帳篷深入鄉村，成為倍加運動的助攻手；葛理翰則在1975年的台北體育場完成台灣少見的萬人佈道盛會；1980年代後，訪韓聖會與河用仁所帶來的敬拜讚美，更將台灣特會文化推向另一個新階段。這些聚會形式雖各有時代背景與神學特色，但都共同反映出台灣教會曾經渴望突破現況、尋求復興與重新燃起信仰熱情的歷史軌跡。
本文只論述台灣特會文化長河中的幾個重要片段，當然還有許多可以觸及的議題。例如國民黨政府時期高度支持的麥堅泰（Carl McIntire，1906~2002）、
曾深受婦女與青年歡迎的女佈道家宋能爾（1932~2004）、
後來以改革宗神學與大型培靈會聞名華人世界的唐崇榮（1940~）、
以火熱佈道與奮興聚會持續喚醒華人教會靈命更新的孫大程，
以及有「火焰佈道家」之稱的布永康（1940~2019）。
他們所代表的神學路線、聚會形式與時代意義皆不盡相同，也共同構成台灣特會文化的多元樣貌。奮興聚會確實曾在台灣社會動盪、教會低迷之際帶來安慰與鼓舞，不少聚會中的醫治經驗與「神蹟奇事」，也成為許多人生命中的重要見證。
然而特會某種程度上也像是一種「重口味」的宗教經驗。當信仰長期建立在強烈情緒、大型場面、神蹟醫治與群體感動之上時，人便可能逐漸習慣追求更強烈的刺激，而忽略了信仰真正深刻卻平凡的核心。畢竟多數人並不是每天都活在強烈神蹟中，而是在柴米油鹽、家庭關係、職場壓力與日常掙扎裡，一點一滴學習信靠與實踐信仰。若迷失於「神蹟奇事」的追逐，反而忽略了那些安靜卻更深刻的真理，以及看似緩慢卻實屬委身的生活。因此如何在「復興」與「日常」、在「激情」與「沉澱」之間取得平衡，這是要不斷提醒自己的信仰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