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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使者論壇1「台灣新局中,再思政教關係」與談回應】以信仰告白來回應公共處境

2016年4月8日

作者︱鄭仰恩 (台灣神學院教授)

我們應該在眾聲喧譁當中,把基督徒的聲音,有良知的、夠專業的、有論述能力的聲音繼續發出來。

感謝姚老師,他今天提的很多點非常的有意思,可惜沒有時間讓他充分發揮,他其實還有談到幾個政教關係的歷史經驗,比較沒有機會去談到。我先針對他談的這幾個面向,來提一下我的一些想法。

漫長民主路,教會有貢獻

我跟姚老師差了幾歲,他去國外念書回來的時候是解嚴,而解嚴的時候我剛好出國唸書,我回來時剛好是碰到台北市第一次大選(1994年)。我不在那幾年其實也是台灣非常,發展非常快,然後變化非常快速的時候。

解嚴之前那段時間我剛好在讀神學,這個歷史回顧的對我來講是非常深刻的。姚老師用70年,我覺得也很適當。明年二二八事件就是70週年,1947年發生二二八事件,到1970年代我們長老教會發表了三個宣言,但台灣社會來講,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才是一個重要分水嶺,這當中差了30年。30年的安靜、沈默,歷史好像變化很慢,接著美麗島事件之後我們看到有加速民主化,然後台灣整個動起來。當然我們今天可以很驕傲地說,在那個時候長老教會開始扮演某一種角色,對當時追求民主自由、民主化是有貢獻的。當時候很多反對運動領導者也都這麼樣的表達,他們覺得那個時候若不是像長老教會或其他一些有良知的基督徒願意發生支持,可能台灣又要回到之前那樣的沈默時代,就是一被壓,被鎮壓這樣就安靜了。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就是我們剛剛姚老師提到的解嚴。民進黨1986年成立,1987年解嚴,1988年蔣經國過世,接下去李登輝接手,那個是關鍵的時候。你再回去回顧又發現,1987年到明年又是30年,為什麼到2015、2016年好像我們才進入所謂的新政局?所謂這個成熟的過程,為什麼這麼久?這麼久?

那這個姚老師剛剛的分析是非常精彩的,早期比較是追求自由、追求人權,對抗威權體制,接下來有意識型態帶進來,在關心要不要建國、統獨、藍綠的問題。到今天真的成熟了。剛剛聽姚老師得講法是非常有趣的,換句話說,沒有藍綠了,以後大概只有綠了,那就是什麼綠而已,對不對?你是生態綠、你是民主綠、你是多元成家綠、你是台語文綠……,可能台灣現在真的進入一個多元的時代,同時是很清楚的主體性建立的時代,這是剛剛姚老師很重要的分析。在這個部分我做一點回應,我想問:「為什麼這麼久,為什麼要經歷這麼長的歷史的過程?」

教會需要關心教育改革

我覺得台灣的民主化過程、或是政教關係的發展,跟東亞地區的國家來比較可能接近一點。我覺得教育是最大的問題,我們沒有本土教育。從這個角度來講,反課綱微調這個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不是要建立一個新的綠色的課綱,是那個舊的課綱它是一個框架,箝制了人對自己的土地,對自己的歷史的深刻認識。

如果我們回去分析這個課綱的歷史,就知道,台灣的本土教育是一個大問題,所以材讓這個民主化發展會那麼慢。其實你會發現為什麼會有太陽花學運,就是因為課綱,因為解嚴以後開始有本土教育,因為這個,新的一代才好像很自然而然地建立主體性。所以,我覺得教育是一個關鍵。

那另外從神學思考角度來講的話,我會覺得我們的教育本質也是一個大問題,台灣跟很多東亞國家一樣,長久是灌輸式的教育,一種制式化的教育。我們看到在那種改變快速的地方,教育模式一定是不一樣。我在這邊特別要舉一個例子,就是巴西學者弗雷勒(Paulo Freire)寫的《受壓迫者教育學》,他主張教育是一種覺醒、一種解放,教育是一個良知化的過程,是conscientization。一個人會開始去思考我是誰?我在這裡做什麼?這樣的一個主體性教育,是我們目前很需要的,台灣的教育過去沒有機會讓人在土地上自然成長。所以我覺得新的政局裡,包括談轉型正義,談各式各樣的議題,可先從教育關心起。教會應該關心未來台灣教育的架構、內涵、方法是什麼。

政教關係中基督徒的「義」

第二個簡單的回應就是,剛剛姚老師也很精彩的用法利賽人的這個「義」的角度切入在談台灣新政局以後的變化,他提到有新的一個政黨,基督徒組成的政黨,他比較擔心的是,基督徒個人的「義」會變成關注審判。那其實姚老師在選舉前有寫過一篇文章(註1),可能有人有讀過,他對信心希望聯盟做了反省,我覺得那篇寫得非常的好。他所談的一個概念就是:你如果要組政黨,你要有一個政綱,你要有一個公共性的論述,但是你選擇了某一個單一議題,選擇某一個特別關注的議題,然後背後是宗教的力量、但是表面用一個政黨的面貌,想要去綁架法案,或是想要去影響它的方向,他指出這樣不適當。我覺得這一點,後來姚老師自己有提出很好的看法,就是說新的政局裡面,基督徒也好、個人、群體,應該要更關注的是你參與的角色是什麼,你有沒有論述的能力,你有沒有專業。他也提到過去政教對話本來該有一些機制。我覺得溝通的管道,目前好像是沒有,這個我最後也會提出一點回應。

以信仰告白來回應公共處境

我覺得宗教團體在每一個時代都有它的角色,在政治上更是有它的角色,只是那個角色要怎麼樣去定位,這個大概是我們今天大家最關心的問題。姚老師提到〈巴門宣言〉,其實是近代基督教會用一種信仰團體來回應公共議題,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原型,在那之前比較少有這樣的例子,就是用一種confessing,用信仰告白來回應公共議題。他們的教會名字就叫confessing church,翻譯成認信教會或告白教會。

針對一個議題,提出一個信仰告白來回應公共的處境,這個非常非常重要。先有行動後,後來大家把這個行動變成一個模式,這個模式後來在好幾個重要危機時刻又重新被開始使用,那個模式拉丁文稱之為status confessions,信仰告白的處境,或是信仰告白的一個狀態。用我們比較容易了解的話就是,我的信仰出現危機的狀態,這是一個危機的處境,在危機的時候你必須勇敢地用信仰告白來回應。

這樣的例子,〈巴門宣言〉是第一個,第二個例子其實是美國長老教會。美國長老教會1967年寫了一個「1967年信仰告白」,那個信仰告白其實是針對兩個議題,一個是女性封牧的議題,另外一個議題是創造論跟進化論的衝突,科學跟信仰的衝突,從那以後就開了婦女封牧的門,也開始主張要不斷的繼續跟科學對話,這是另外一個非常關鍵的信仰告白。

接下去當然就是南非的信仰告白,南非最有名的《契機文獻》(Kairos Document),以及Belhar Confession,一樣的概念,就是我們今天種族的處境已經到了一個危機狀態,我們做為一個信仰團體,不能不作信仰告白。

那我勉強的可以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1985年的信仰告白也放在這個脈絡。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仰告白是有這樣的用意的,之前發表三次宣言:1971年的〈國是宣言〉、1975年的〈我們的呼籲〉、1977年的〈人權宣言〉,發表宣言以後被挑戰,你的神學立論是什麼?所以回過頭來,用信仰告白來詮釋說我們當初為什麼會發表這樣的宣言。這樣的立場,它其實也是一個confessing status,一種信仰告白的處境。

最後一個例子就是2005年全世界的長老教會一起做的〈阿克拉信仰告白〉(Accra Confession),因為我自己從頭到尾就有機會參與,非常清楚過程,是一個非常掙扎的過程,正如姚老師剛剛提出來的挑戰,就是說你有沒有足夠專業可以做這樣的告白。這個信仰告白牽涉到生態跟經濟不公義,當年通過的時候很強烈的內部質疑,問說:我們有夠專業可以談這種經濟不公義的問題嗎?我們對生態當然知道生態有危機,但是我們可以就這樣公開開始來談誰要負責任嗎?

所以我從這裡接到我的一個小結論,就是說,我同意姚老師說的,我們進入新政局,我看是不會再有類似像過去那樣的這種「需要信仰告白的危機處境」對峙。 有一些不願意回應的,其實是那個時候有礙於一些因素不能做,但你會看到後來很多的教會就悔改、懺悔了,說我當年應該要站出來回應的。

但是,新的政局開始以後,我發現我們以後要面對的問題,大概沒有這樣簡單的黑白分明,或是信仰可以馬上可以,那最好的例子當然就是性別的議題,多元成家的議題或是性別的議題,全世界的教會過去這30年掙扎,但是普世教會到現在還沒有辦法就這事做出一個立場,我覺得這象徵這路還很長,而且越來越複雜。如果我們的論述跟專業都被要求,要走向一個解決這樣問題的路,我想是不容易的。

把基督徒的聲音繼續發出來

我覺得,台灣將來真的需要更多像姚老師這樣的人。我順便做一個回應,張德麟老師二十多年前就希望成立一個基督徒的學者的論壇,當初就是希望我們可以從不同的專業一起來回應重要的時代的議題,可惜那個學者團契經營了一小段時間,後來又沒有了。如果說在不同的領域,我們都可以有像姚老師在法律,在政治上的專業,我們在不同的領域都能夠有這樣的人加入到一個對話的平台,我相信將來我們應該是可以,至少是在眾聲喧譁當中,把基督徒的聲音,有良知的、夠專業的、有論述能力的聲音繼續發出來。那個發生的方式已經不再是我剛剛所講的為了一個危機所做的告白,而可能是很理性的、以對話的方式幫助新國家的建立。我想我會用這樣的一個角度來做回應。

長老教會大選後的角色

關於最後那一點,就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發表大選後信息的這件事情,我也稍微講一下。這我覺得姚老師分析得非常好,那封信其實沒有諂媚,那封信前面寫得還四平八穩,但可惜沒有經過更多的討論、思考,最大的錯誤是引用了那段經文(羅馬書8:1,人人都應該服從國家的權力機構,因為權力的存在是上帝所准許的;當政者的權力是從上帝來的)。引用經文者可能沒有在台灣生活過的背景,這是很不幸的事情。如果在台灣經歷過1970年,絕對知道這經文是怎樣被用來指責長老教會。當年宋楚瑜就是用這個經文,然後說高俊明牧師是披著羊皮的狼。這個經文是絕對不該用在這裡的,至少現階段內如此。

另外是剛剛姚老師也有提出來的,這篇信息沒有對新政局提出新的看法,這點比較可惜。我們應該要有一個critical distance,和政權保持適當距離,表明從今以後我們要好好的監督,好好地扮演一個守衛台灣民主、自由、人權、主權的公民力量。或者說,我有一些重要的議題,希望你們可以做。轉型正義這麼重要,那轉型正義應該要提出來說,教會應該在這裡好好著力。像這樣的聲音沒有了,這是很可惜的。盧牧師總是著力比較強,但是似乎在台灣必須這樣大家才會注意到這些問題的嚴重性。

註1:姚立明,〈教會牧者組黨的挑戰〉,《曠野》198期,201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