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道一 (台大經濟系教授)

編寫︱廖斌洲(台大政治系博士生)

改變的可能

面對問題，你要知道怎麼去改變。首先，你必須「知道現況的邏輯」，也就是為什麼現況是這樣。如果沒有先釐清這些現況的邏輯，你去進行改變，往往只會適得其反。舉例來說，很多勞動法規都立意良善，但實際上卻無法落實，像現在理論上有育嬰假，但是真正能夠放育嬰假的人，大概只有公教人員。

其次是你需要「有從上帝來的智慧，知道突破點在哪裡」，也就是如何微調現狀能讓事情變得更好。為什麼這需要有從上帝而來的智慧呢？因為如果你非常了解現況的邏輯的話，只有兩個可能：要不是你已經被現況同化了、覺得現況非常好不用改變，不然就是你的想法已經被現況框限住了、看不到改變的可能。所以理解現況的人通常看不到改變的可能或需要。可是反過來講，上而下的改革通常不會成功，因為上面的人即使有很好的想法，卻不了解現況的邏輯、不曉得可以從哪裡突破，所以無法做出有效的改變。因此，這兩個條件（知道現況的邏輯、找到突破點）通常是互斥的，需要有由上帝而來的智慧，也就是「天啟」，讓你可以跳出困境，看出怎麼做才會更好。

當你知道現況的邏輯，又找到了突破點之後，第三個條件才是嘗試去說服有能力和有權力改變的人進行改變，而這點往往是相對容易的，因為前面兩者是互斥的。就算你自己成為有能力和有權力的人，如果你不知道現況的邏輯，其實一點用處都沒有。以上就是我認為能成功改變的三個必要條件。

三個問題的癥結

（接下來回應大華姐講的青年貧窮的成因。）關於現況的邏輯，要先問：有哪些青貧成因是近15年特有的？哪些是更久之前就存在的？像年齡歧視所造成的低薪資，是最近幾年才冒出來的嗎？如果這是長久以來就存在的問題，那麼就很難將之歸咎於「22K」，而是有其他因素改變，使得這個結構性問題變得嚴重。這些其他的因素才是重點。

再來是「相對剝奪感」的問題。老實說，年輕人會有相對剝奪感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以前的人過太爽。現在大約七十歲那批人，從1960年到1990年經歷過了一次台灣的高速經濟成長，然後從1990年到現在又經歷過一次中國的高速經濟成長。他們的成功是「時勢造英雄」，所以當他們說年輕人不努力、不爭氣的時候，反映出來的其實是他們太幸運的事實，因為從全人類歷史的角度來看，幾乎沒有人能夠兩次這樣經歷連續二、三十年的高速經濟成長。這樣的特例，造成現在台灣年輕一代有相對剝奪感。

最後，可以明顯看到近15年來特有的現象是「高等教育快速擴張」。我這個世代只有不到20%的人可以念大學，但現在的世代至少有30%的人可以念大學（雖然這個變化可能只是換湯不換藥，把以前的專科學校通通改制為科技大學）。因此，以前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其實是PR值90的起薪（也就是最前面百分之十的人）；現在看到的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則是PR值70的起薪（也就是前百分之三十的人）。所以，正確的比較應該是問「以前PR值70的起薪是多少？」畢竟PR值基準點不同本來就會造成差異，不應該拿以前PR值90的起薪跟現在PR值70的起薪直接比較。控制了這個，才能分辨薪水凍漲到底有多少成分來自於PR值基準點的不同、剩下的才是來自於高等教育的擴張。

學費補貼的劫貧濟富現象

另外，我特別要講的一個問題是：在台灣高等教育的學費補貼政策下，「實際補貼的對象」和「應該補貼的對象」完全顛倒。我們系上有辦理前往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交換計畫，但都沒有人要去，因為覺得參加這個計畫必須繳該校的學費太貴了，一學期要交大約七千元美金，相當於新台幣二十多萬元。可是，我每次都跟大一學生講：「如果你不願意一學期繳二十幾萬的學費去柏克萊交換，那如果真要你付台大全額的學費，你大概也不願意來就讀，因為台大一學期實質的全額學費也差不多是這個的數字。你現在能一學期只繳兩萬多塊的學費，是因為全體國民的稅金幫你付那剩下的90%學費。如果台大真要收你全額的學費二十多萬，看你還敢不敢蹺課？」根據我同事駱明慶的研究，台大學生無論是所得或家庭背景，都是全台灣最好的一群，可是他們得到大量學費補貼。這個補貼到私立大學就少了許多，使得私立大學的學費很貴。這是一種完全的劫貧濟富。即使不額外增加預算，只要把同樣的經費放在不一樣的地方，就能改變現況。可是每次台大說要調漲學費，都沒有人敢同意，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總體的角度：如何減少「裙帶資本主義」

面對青貧時代，從總體的角度，我們要問：為什麼一個老闆願意付你比較高的薪水？是因為你可以給他帶來更大的價值！問題是，如果公司老闆賺錢的方式是靠著晚上跟「正確的官員」吃飯，那他還需要一個很有價值的員工來幫他開發好的產品、提供好的服務嗎？當然不需要！他說不定找一個花瓶來都更有用。所以青貧成因之一，就是很多公司是靠著經營政商關係在賺錢，而非推出好的產品或服務。這個叫做「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也就是對岸所說的「太子黨」。當裙帶資本主義或太子黨的影響力非常龐大，老闆自然不願意付高薪給員工。

這個問題影響深遠。我有認識正在做創業加速器的朋友，在拜會行政院時跟官員說自己不需要補助，官員非常訝異，說他們是第一批自己說不需要補助的業者。這反映出來的問題是，之前跟官員打交道的業者，許多都是希望透過好的政商關係來得到好處。所以，我們的政府應該不要再去幻想能扶植哪個特定產業，而是公平地對待所有產業，減少「裙帶資本主義」造成的問題。當所有無法提供好的服務或產品的產業慢慢消失，台灣的受雇薪資提升才有希望。

個體的角度：讓自己差異化

接下來我讓大家進行一個思想實驗：「最後通牒談判實驗」。

想像兩人一組，每組有十張彩券。兩人當中，一位是提議者，負責提議如何分配十張彩券。可能的提議有10-0（提議者全拿）、9-1（提議者拿九張，回應者拿一張）、8-2、7-3、6-4、5-5（兩邊平分），一直到0-10（回應者全拿）。另一位是回應者，只能回覆接受與否。回應者如果接受，則按照該提議分配；如果不接受，則兩人都得到零張彩券。如果你是提議者，你會提議多少？如果你是回應者，你可以接受的最低提議是多少？

現在改成三人一組，第一種狀況是每組有兩位提議者，分別提議如何分配十張彩券，因此回應者可以選擇要接受哪一個提議者的提議（或者都不接受）。你覺得結果會怎麼改變？如果你是回應者，面對兩個提議者，一個提議5-5、另一個6-4，你會接受哪一方？當然是6-4那一方！所以，當提議者從原本的一個變成兩個之後，回應者的選擇就會改變。也因此，本來在一對一的情況下提議者大部分會提議5-5（兩邊平分），現在可能會讓對方多拿一點、自己少拿一點，變成4-6、3-7，或甚至更低。

另一種狀況是一組有一位提議者和兩位回應者。兩位回應者各自考慮要不要接受提議者的提議，有人接受就按照該提議來分配給提議者和先接受的回應者。在原本一對一的情況下，也許你最低能夠接受的狀況是6-4，但現在假如另一位回應者決定接受7-3，你就拿不到了。兩邊競爭下，回應者會變成什麼條件都必須接受。因此，提議者比較多和回應者比較多的兩種狀況，結果非常不一樣。

思想實驗中的提議者和回應者就代表了職場上的面試官和應徵者。如果一個應徵者拿到好幾個工作機會的話，他就能要求更好的待遇。反過來講，如果一個人畢業時的條件跟同學一模一樣，老闆自然會給出像「22K」這種不利於應徵者的工作待遇。即使本來在一對一的時候，許多關於「公平」的考量都會進來，但當情況變成二對一或一對二的時候，這些考量就不見了。

所以，面對青貧時代，從個體的角度要問的是：你畢業時的條件是否跟你同學一樣？如果大家條件一樣，那領「22K」也只是剛好而已。台灣社會流行「一窩蜂」去做一模一樣的事情，結果就是大家殺得血流成河。但其實上帝創造我們每個人都不一樣，本來就沒必要大家都變得一個樣。而且，一個基督徒青年，如果能找到上帝對他的呼召、使命，也就是加爾文講的「天職」，自然就跟其他求職者不一樣。

跳脫框架去思考

也許你會問，怎麼樣讓提議者變多？其實你就可以成為提議者，也就是出來創業。可是真要創業，會面臨不少挑戰，因此政府相關的規範和政策必須健全，不能阻礙創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我剛才提到的「裙帶資本主義」：如果現在這些賺錢的公司都是靠經營政商關係來賺錢的話，那即使新的創業者是有潛力的，也貸不到款、籌不到資金。這個問題是相當政治的。

最後，其實已經有很多青年已經選擇出國工作，這也是所謂跳脫本來「一位提議者、兩位回應者」的情況。當一個人可以接受到國外工作、到台北市以外的地方工作，這也會讓一個人變得不一樣。這些都能讓自己在談薪水時成為有議價能力的一方，創造更多選擇的可能性。當我們跳脫原本傳統的框架去思考時，其實是可以找到很多出路的。